4.3 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关性--以粮食为例
上一节的国际数据比较对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做了一个初步的说明。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笔者缩小了分析范围，以粮食为例，通过分析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粮食价格、粮农收入、粮食供求量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情况，更为直观地体现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关性。
1990-2011 年间，粮农收入的变动方向与粮食价格完全一样，粮食价格上涨，则粮农增收；粮食价格下跌，则粮农减收。粮农收入价格弹性均为正值，并且都大于 1,说明粮农收入对粮食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比较大，粮农收入在粮价上涨时以更大的幅度增加，在粮价下跌时以更大的幅度减少。可见，两者间具有高度的正向相关性（图 4.5）。
①三种粮食（稻谷、小麦与玉米）总收入；总收入=（三种粮食每 50 公斤所得现金收益/50）×（三种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三种粮食种植总面积）。
现金收益：等于粮食总产值减去生产该粮食所发生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以及雇工费用，反映粮农实际得到的收入（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折算为现金的收入）。
②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每 50 公斤平均出售价格。
由于粮食价格与粮农收入的变动明显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因此本节仍然以第三章的时间阶段划分进行分析。
（1）1990-1996 年
这一阶段的粮农收入价格弹性均值 1.83,粮价上涨 1%,粮农收入平均增加1.83%.除了粮食价格对收入的直接影响以外，产量和单位生产成本变动对收入的影响也包含在其中。
从图 4.6 来看，粮食产量在这一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由于 1994 年和1996 年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反向变动的幅度较大，拉低了供给价格弹性，使得该阶段均值仅为-0.08.其中，1994 年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再次大幅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并且，城镇居民预测粮价会继续上涨而引发粮食抢购的热潮，需求量与价格同向增加（图 4.7），助推了粮食高价的形成。但是该年粮食产量却略有下跌，这与农民数量减少有关。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政府明确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鼓励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乡镇企业重新呈现高增长的势头，农民大多数弃田务工。
所以出现了 1994 年粮价大涨而产量却出现下跌的景象。而 1996 年则更多地是因为随着粮价连续大幅上涨，产量开始恢复，供给逐渐大于需求，同时粮价在连续猛涨了四年之后，继续上涨乏力，开始下降，使得该年的供给价格弹性为负，且数值较大。
农资价格方面，弹性均值为-0.16,使其为负值的主要影响年份也是 1996 年，该年粮价下降但农资价格却仍是高增长。这主要与产量上涨有关，因为农民在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政策刺激下，一部分又返乡种粮，同时预期未来粮食价格会继续上涨，而加大生产投入，推高了农资价格水平。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粮食价格整体大幅上涨，粮食产量稳中有升，虽然农资价格持续上涨，但增幅大多小于粮食价格，因此粮农收入水平出现高增长，与粮食价格同向变动。
（2）1997-2002 年
这一阶段粮食价格整体呈持续下跌趋势，粮农收入减少幅度比价格更大（图4.5），粮价下跌 1%,粮农收入减少 2.49%.
由于上一阶段末期粮食产量增加，全国粮食供过于求，粮食价格开始下跌。
加之，粮食抢购热潮随着粮食价格的下跌而消失，居民在这一阶段初期更多地是消费上一阶段抢购而来的囤粮，导致粮食需求减少（图 4.7），进一步加大粮食价格下行压力。2000 年发生严重旱灾，粮食产量大幅滑坡，降到 80 年代的产量水平，粮食短期供给偏紧，因此 2001 年成为这一阶段粮价唯一上涨的年份。
2001-2002 年粮食产量回升，粮价又再次下跌。
农资方面，受上一期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的刺激，这一阶段初期农资工厂扩建或新建，增加了农资供给能力，同时政府 1999 年放开了对大部分农资产品的价格干预，农资价格主要由其供求决定。因此，这一阶段粮价下跌，种粮积极性下降，农资需求减少，价格连续 5 年下跌。但与粮价相比，下降幅度甚微。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粮价下跌、粮食产量低迷以及农资价格降幅甚少是引起该阶段粮农收入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而 2001 年产量大跌、农资价格仅降0.9%,因此该年收入猛增 23.6%,完全是粮价大幅上涨引起的。
（3）2003-2011 年
这一阶段粮食价格整体上涨，粮农收入也随之增加，收入价格弹性均值为1.87,粮价上涨 1%,粮农收入增加了 1.87%.
该阶段初期的粮价大涨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由于粮食各个地区的供求状况不同，价格差异较大，一些地方性的私有贸易商不断涌现，通过把粮食倒卖到高价地区来获利，同时上一阶段的囤粮消费殆尽，2002 年粮食价格大跌，迎来了需求量的较大增长（图 4.7）；另一方面是由于 2003 年粮食大幅减产，供给量减少。
粮农收入增速的峰值出现在 2004 年（图 4.5），该年粮价上涨 25.1%,粮农收入增加了 87.9%,涨幅是往年的 4 倍左右。经济政策成为引起该年粮农收入大幅增加的关键性因素，2004 年政府正式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先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对种粮农民给予直接补贴，绝大多数的农民恢复了种粮热情，粮食增产 22.3%.同时农资价格增幅虽上涨了 10.6%,但仅为粮价上涨幅度的一半，所以粮农收入在涨价、增产、免税和补贴的共同作用下，大幅度地增加。
然而，粮农又再次面临大幅增产后的粮价下跌。2005 年价格下跌 4.8%,而粮食增产 0.4%,农资价格并没有随着粮价的下跌而下跌，仍上涨 8.3%,导致粮农收入大跌 11.9%.
2006 年以后，粮农收入因粮食价格平稳上涨，而稳步增加。但从图 4.8 可以看出，虽然粮农收入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增加，但是增加幅度的大小明显受农资价格的影响。将 2006 年与 2008 年对比来看，两个年份粮食价格和产量的增长幅度相当，但是由于农资价格 2006 年仅上涨 1.5%,而 2008 年增速高达20.3%,使得粮农收入在 2006 年增幅为 16.5%,在 2008 年只增加了 8.4%.
综上，我国粮农收入虽然受粮食产量和农资价格的影响，但是变动方向始终与粮食价格一致，可见，粮食价格与粮农收入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此外，在粮农收入增加时，农资价格的上涨会拉低收入增速；在收入减少时，农资价格上涨会增大收入降幅，因此农资价格对粮农收入的负向拉动作用不可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1991-2006 年粮食价格总在粮食产量略有上升之后出现下降趋势，导致粮农收入随之减少（1996、2002 和 2005 年）。原因在于粮食的需求弹性较低，粮价的涨跌不会造成粮食需求量的大幅波动，因此粮食产量增加，容易过剩，导致价格在增产后随之出现下跌。然而 2006 年以后，粮食产量平稳增加不再造成粮价大幅下跌，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每年稳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及加大了农业补贴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粮农的收入稳定，产量平稳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粮食的需求价格弹性逐渐增大。供给量的变化不会使得价格出现较大波动。需求价格弹性逐渐增大的主要原因有两点：①恩格尔定律指出，国民随着收入的增加，用于粮食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少；②随着消费者收入不断增加，对于食品的消费结构会发生改变。人们会更多地消费粮食加工品而非口粮这样的初级产品，消费口粮的必要性逐渐降低；③工业用粮和能源用粮使得粮食用途多样化，粮食的角色转变也使其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加大。
因此，未来粮农收入是否能继续稳定增长，要视粮食产量的增速是否能继续保持平稳，以及粮食价格与农资价格的波动情况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