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严歌苓小说中男性群像的流变
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每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作家，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将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从而表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甚至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学创作也会跟着一起变化，因此探究严歌苓小说中男性群像出现的时代语境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时代语境分析的基础上，能够清楚地发现严歌苓小说中男性群像塑造的阶段变迁。
第一节 男性群像出现的时代语境
自从中国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性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话语权。几千年以来女性的地位低下，可以用“待之以奴婢，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概括。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些有识之士引进、传播外国的先进思想，平等、自由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新文化运动以后，很多女性开始和男性一样，接受先进的文化教育，出现了一批有知识、有抱负的女性楷模。她们不再局限于家庭，开始走向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在自己的个人选择方面，她们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坚持自由恋爱，渴望家庭幸福。这一时期，一些女性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她们属于先觉醒起来的那批女性，如萧红、冰心等。她们的作品塑造了一大批为了追求自由与独立，与旧社会格格不入的女性群像。这些女性群像非常丰满，经常发出“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的壮志豪言。她们笔下的男性群像没有女性群像出色。很多女性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更倾向于自己较为熟悉的女性，在抒发自身情感的时候，用女性的视角表达和言说更加准确，因此忽视了对男性的塑造。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进一步彰显。这一时期的女性不仅仅有了个体意识，而且有了反抗男性的精神，这与五四时期认识到自我价值、追求个性解放不同。所以，这一时期传统的男性形象被解构，大多以懦弱无能的姿态出现，与强势的女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中处处显示出女性对男性的失望。着名作家王安忆曾经说过：“我没看到一个强大的，有生活能力的男人，也可能是有，但我没发现。”
所以，她作品里的男性都是弱势群体，需要被救赎。《小城之恋》里的主人公是一个软弱的人，在生活中缺乏对理性的追求，只是沉溺于自身享乐之中，不敢承担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妹头》是王安忆另外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成功塑造了小白这一男性形象。小白也是一个没有男子汉气魄的人，他对任何事情都随波逐流，不敢向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对现实生活充满怨恨，感觉处处受别人牵制，但是却没有能力改变现状。相反妹头虽为女性，却是处处独当一面，事事有自己的打算和考量。结婚是妹头提出来的，离婚也是妹头提出来的，甚至在离婚后妹头的生活过得更加滋润，不像小白在离婚以后变得患得患失、毫无生气。可见 80 年代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男性群像在不断消解，这也是女性对男性话语系统的反抗过程。
20 世纪 90 年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西方文化思潮与文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逐渐被学术界重视。再加上多元化思潮的盛行，我国的女权主义进一步发展，对男性的颠覆也更加深入。相比 80 年代对男性群像的解构来说，90 年代更加重视在解构男权的同时积极构建女性的话语系统。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彰显了女性极其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性别意识。女性对自身的性别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所以对男性的解构也更加明显。很多女性作家不但要求男女平等，而且要求女性掌握主动权。大多数的女性形象做事风格和思维方式更加偏向于男性，反而掩盖了女性本身具有的优势。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导致女性在解构男权的同时也开始反思 80 年代构造的女性王国。女性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更加重视对女性的自我发现，笔触也更加深入女性的内心，于是“私人化”写作在这一时期炙手可热。私人化写作的女性作家群将女性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不与男性交流沟通，构造一个完全属于女性的私密地域。正如林白所说：“集体记忆常常使我窒息，我希望将自己分离开来，将某种我自己感受到的气味、某滴落在我手背的水滴、某一片刺痛我眼睛的亮光从集体的眼光中分离出来，回到我个人的生活中。”
严歌苓是一个女性作家，自然不能摆脱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影响。波伏娃认为：女人除了性别特征以外，其他一切都是男性造就的。波伏娃用存在主义理论来支撑她的女权主义，她认为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不应该依附于男性，所以社会上女性所处的尴尬、低下的地位让她特别反感。与波伏娃女权至上不一样的是，受过部队洗礼和东西方文化影响的严歌苓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和谐的。
在一次座谈会上，严歌苓曾公开表明过，她不认为女性气质要依靠男性才能形成，女性并不是第二性的，应该和男性一样都是第一性。女性不能因为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原因，处于低于男性的地位，所以她的小说并不从第二性的角度述说女性。在她的作品里，女性都是“地母型”的，拥有慈悲、宽广的胸怀。为了凸显女性的坚韧和慈悲，严歌苓总把她们放在极致环境中塑造。在艰苦的边缘环境下，女性都能生活得有滋有味，没有丧失人格的魅力，更能说明女性的心灵之美。
但是严歌苓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她虽然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对于女性主义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她用客观的态度和理性思维来叙述人生，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意境更为高远。从严歌苓的作品来看，她对男性群像的塑造与女性群像不同。一方面严歌苓对男权社会有着自己的认知与批判，她笔下的男性都是被弱化或异化的，大多数都没有男性的气魄，内心脆弱而敏感。有的有心理缺陷，有的有生理缺陷，大都一事无成、碌碌无为，要依靠女性去救赎。另一方面严歌苓始终用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来塑造她心目中的男性群像，语调平和，态度中肯。在解构男权的同时，她看到了男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压力，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可以说严歌苓给予了他们很多的关注和宽容，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严歌苓对男性群像的关怀。当然无论是女性作家还是男性作家，都不能持偏颇的“性别观念”,因为男性和女性一样都是人，作家的任务是写“人性”.但是，很多作家的文学作品多多少少会带有一点性别偏好，尤其是一些大男子主义者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这些作家有时只见男性，有时只见女性，都没有突出人的特性。大男子主义者往往将男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忽视了女性的独立人格。女权主义者往往过分突出女性的强势，将男性刻画的软弱无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严歌苓对于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均体现在她的人物塑造上。
第二节 男性群像经历的阶段变迁
一般来说，作家随着创作背景的不断变迁，再加上本人阅历的不断丰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会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根据严歌苓的个人经历和创作特点，我们大致将她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出国前的文学创作（1978 年--1989 年）。严歌苓出生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严恩春是一个翻译家，父亲肖马是一位作家，着有《铁梨花》等作品，母亲是一个话剧团的台柱子。在这种浓厚文学气息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严歌苓，从小就对国内外文学名着有着极大的阅读兴趣，她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因为这样看了很多书，因为天性当中的那种敏感，又加上后天混混沌沌的教化，就是这样成了一个小怪物”
.严歌苓童年的时候文革爆发，举家迁往安徽，12 岁加入部队成为一名文艺兵，又在 8 年后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并且担任过铁道兵政治部的创作员。在文革这样一场波及全国范围的大动乱中，父亲和很多身边人的遭遇，再加上后来多次随部队赴西藏演出的所见所闻，以及中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上的残酷景象，都让严歌苓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感触，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从 1978 年起，严歌苓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直到出国前她已经发表了大量作品。因为创作素材和表现内容的相似性，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严歌苓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以冷静克制的笔触述说军旅生活。
在严歌苓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她主要从自己熟悉的生活着手，通过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来构建小说主体。她在这一时期塑造的男性群像大部分都是军人身份。但是因为当时严歌苓年纪还比较小，阅历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她笔下一般都是个性张扬的年轻人。这些年轻的男性彰显出来的生命力，和严歌苓当时的青春岁月是相得益彰的。她创作初期的文学作品，给人以“少女情怀总是诗”之感。
这些男性群像来源于少女严歌苓的男性乌托邦幻想，她用生活化的语言写出了那个时候自己心目中的男子汉，青涩而富有激情，拥有年轻人应该有的朝气。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严歌苓男性群像的塑造还不是特别成熟，对人物的刻画流于表层，没有挖掘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再加上过度关注男女的感情世界，反而使小说的内涵不够深刻。
第二个阶段是严歌苓赴美读书阶段的文学创作（1989 年--2004 年）。由于与第一任丈夫李克威的感情生活产生了问题，严歌苓决心离开中国赴美读书，30 岁的严歌苓成功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硕士学位。严歌苓到美国以后，一边要承担沉重的学习任务，一边又要打工挣钱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在国内她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享受大家的尊敬和羡慕。但是出国以后，巨大的生活落差让她倍感压力。为了获得生活费，严歌苓开始给别人做保姆、带孩子，甚至一度打了好几份工，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个时期是熬过来的，好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支撑她走过那段岁月。在留学过程中，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给了严歌苓看待问题新的视野和角度。她目睹了西方的文明和进步，同时也思考着文明和进步背后的缺陷与不足，这是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给予她的财富。作为一名移民者，严歌苓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作为一名中国人，严歌苓时刻关注着自己同胞的生存境遇，所以在这一时期，她的文学作品都是关于移民生活的。移民生活对严歌苓来说是一场从身体到心灵的洗礼，在这种新鲜感的刺激下，她的创作热情高涨，对于这段的经历她曾经说过：“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很刺激。即便遥想当年，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深思的意义。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危机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
由于学习繁忙，这一时期严歌苓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短篇为主，主要文学作品有《栗色头发》《大陆妹》《学校中的故事》《方月饼》《屋有阁楼》《冤家》《风筝歌》《橙血》《魔旦》《无出路咖啡馆》《也是亚当 也是夏娃》《扶桑》《人寰》《花儿与少年》等。
在严歌苓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小说主题都是关于移民生活的，所以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拥有移民身份。男性移民的双重边缘化在她作品中展现的细致入微，与第一个阶段的男性群像塑造有了很大的不同。从男性群像的身份类型来说，第二个阶段比第一个阶段更加丰富多样。在严歌苓出国前的文学作品中，男性群像大多是军人，而在第二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中，男性群像不再局限于军人，身份类型越来越丰富。这一时期严歌苓对男性的关照更加全面，在选择人物身份类型方面没有了之前生活阅历不足的束缚，塑造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从男性形象的种族对比方面，第二个阶段突破了第一个阶段的人物塑造。严歌苓这一时期塑造的男性群像有一部分是外国人，这与第一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不同。《花儿与少年》中的翰夫瑞、《扶桑》中的克里斯、《抢劫犯查理与我》中的查理、《红罗裙》中的卡罗，一个个外国人的面孔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严歌苓通过两个不同国别男性的对比，来展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探究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理特性。换一句话说，西方男性的独立民主显示了西方文明的相对先进性，西方男性的救世主心态反映了西方文明的霸权主义。同时，东方男性的偏执自大表现了东方男女关系的不合理性，东方男性的暴力反抗则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严歌苓没有评价东西方男性的优劣，而是将他们的整体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第三个阶段是严歌苓跟随丈夫到非洲任职以后（2004 年--至今）。严歌苓在与第一任丈夫离婚以后，结识了美国外交官劳伦斯，并于 1992 年喜结连理。
由于劳伦斯的特殊职业，他们的爱情遭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到最后劳伦斯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和严歌苓一起扞卫他们的爱情。一直到 2004 年，美国的外交政策相比以前有了一丝松动，劳伦斯才重新获得外交官职位，并且被派往非洲工作，严歌苓作为外交官夫人和丈夫一起去了非洲。多年在外旅居的生活经历让严歌苓的感情更加丰富，知识面也越来越广。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新鲜劲过去了，就开始思念起故土来，脑子里关于“中国记忆”的东西越发动人起来。因此，她创作了很多关于“中国记忆”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穗子物语》《补玉山居》《金陵十三钗》《妈阁是座城》《床畔》等。
在严歌苓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男性群像的塑造更加地成熟，更能体现出她创作技巧的成熟和写作风格的独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她对文革中的男性塑造不再局限于表面，而是更加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上升到了人性探索的阶段。上文中所说的中国记忆，文革可以说对她的影响最大。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家庭，严歌苓一家首当其冲，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对于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阶段的严歌苓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浩劫。当身边的叔叔阿姨受到文革的迫害，丧失人格尊严的时候，严歌苓的内心是痛苦的，这种痛苦经过几十年的发酵，逐渐深入她的骨髓，然后在不经意间散发出来。所以说与其说严歌苓在写文革，不如说严歌苓在写人，这是与以前男性群像塑造的不同之处之一。其次，严歌苓在这一时期男性群像塑造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与时俱进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已经不是严歌苓记忆中的中国了，以前贫穷的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祖国的强大让严歌苓看到了新的希望。严歌苓刚刚出国的时候，中国人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等到严歌苓再回过头审视祖国的时候，巨大的变化震撼着严歌苓的内心。为了书写新的中国，严歌苓一直往来于中美之间，通过体验生活来获取新的写作灵感。在严歌苓观察祖国新生活的过程当中，不同于以前的男性群像也应运而生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严歌苓男性群像的塑造更加多样，也更加深入。在叙述风格上也能采用独特的视角来描述人世间的百态人生，整个基调变得平和舒缓，虽然有讽刺有赞扬，但更多是融入了整个文本当中，没有显示出作者的主观性评价，体现出了严歌苓创作能力的提高，也显示了她人生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