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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群像的人文关怀

来源:学术堂 作者:陈老师
发布于:2017-03-11 共478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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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男性群像的人文关怀
  
  一、对男性群像的人文关怀
  
  “人文”是一个复杂又内涵丰富的概念,主要涉及到人的尊严与独立、个性与价值、 生存与命运等。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人文关怀发源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怀,对人价值的肯定,对人自由的追求。人文主义是一种社会意识,本质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观念。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因此提倡人本世界观是发展的内在要求。严歌苓虽然对男性有着一定程度的解构,但是并没有断绝对男性的人文关怀。她很关心男性的命运,同时也能体察到男性所受的各种压力,并且给予足够的同情和理解。严歌苓在塑造众多残缺男性形象的时候,没有将这些男性妖魔化,而是在阐述他们残缺事实的时候,客观地分析形成这种残缺的原因,并且透过残缺的身体或心理看到人性柔软的部分。
  
  纵观作者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她非常善于描写身体有缺陷的男性。在描写身体残缺者的时候并不将重点放在这种残缺上,而是透过残缺的身体看到他们真诚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严歌苓对他们的关怀与同情。《无非男女》中严歌苓塑造了一个久病缠身的小五,因为自卑将自己封锁在一个小屋子里,被全家人当作生活中的隐形人。就是这样一个沉默地几乎像消失了的人,却暗地里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梦想。不管是写一本书,还是谈一场恋爱,对于他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即使如此,他依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他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挣钱生存,每次吃饭都给家里交上五角钱饭费,看起来很可笑,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鄙视这样一个身体残缺却独立自由的老五。他在生命的最后,内心依然是干干净净、纯纯洁洁的。在这里,残缺的身体中有一个善良的心灵,活得艰辛却仍然自由。再如《天浴》
  
  里的老金,也是一个身体残缺的人物形象。他在几十年前的一场打冤家当中,失去了男人的象征,从此沦为大家的笑柄。就是这样一个被大家嘲笑的人唱歌却非常好听,“比场部大喇叭里唱得好过两条街去!歌有时像马哭,有时像羊笑,听得文秀打直身体倒在草地里,一骨碌顺坡滚下去”1.除了唱歌,老金套马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套马的时候整个人跟着绳悠成一根弧线,马再拉直腿跑,好了得”2,方圆几里没有见过套的这么好的。从对待知青文秀来看,残缺的老金内心却是完整的。文秀洗澡的时候受到当地牧民的骚扰,是老金拼命保护才得以善终;文秀想要洗澡,是老金从几十里路外打水来烧;文秀为了回城用身体贿赂场部领导,是老金苦口婆心规劝。一举一动都能看到老金对人的那种真诚,比起人面兽心的领导不知强多少,一个有着大无畏精神的拯救者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人物在严歌苓小说中数不胜数,《雌性的草地》里面的叔叔,《第九个寡妇》里面的侏儒等。在作者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她对男性价值的彰显和人性的关怀。
  
  除了关注身体残缺男性的内在之美外,严歌苓也塑造了一些心理残缺的男性形象。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对于这些在非正常环境下心理变异的男性,严歌苓并不是一味地指责,而是用客观地态度去讲诉这种心理缺陷形成的原因,并且毫不吝啬对他们同情与关怀。总的来说,严歌苓透过表象看本质,对男性进行了一种低调的人文关怀。《扶桑》里面的大勇是一个特殊的移民形象,他性格复杂、善恶兼具,很难用简单的词语去评价。一出场我们就感受到了他的与众不同,“梳着一根极粗的辫子,粗的不近人情,头发顺着后颈一直长到上半个脊背,如同马鬃或狮鬃”1.相由心生,从这种野蛮的长相,自然联想到他不是一个安稳人,作者后面的叙述也说明了这点。“他众多的生意中包括放高利贷、开春药厂、运送成吨的脏衣服回大陆去洗”,由此可见阿勇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破坏者,大家都害怕他。但是随着作者的继续讲述,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阿勇:同胞受到歧视,是他冒着被抓的危险组织大罢工;扶桑被白人夫妇羞辱,是他勇敢站出来反抗。阿勇之所以成为阿勇,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阿勇从中国坐船到美国的时候,正值美国反华运动高涨,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人是极其抵制的,民族歧视十分严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劳工的日子过得很辛苦,一方面要进行繁重的劳动,另一方面还要承受美国人无止境的剥削。用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来分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大勇就应运而生了。虽然大勇拥有匪气,有时候做出的事情不符合道德规范,但是他心中毕竟没有泯灭掉自己的良知。严歌苓塑造大勇形象的时候,完全没有一刀切,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创作观念。在严歌苓眼中,大勇是一个另类的英雄,他凶狠残暴、精明狡诈,同时侠胆义肝、惩奸除恶,最后为了扞卫民族的尊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得不让人产生同情的心理,虽然他们懦弱无能,但是也让人恨不起来。严歌苓不仅关注残缺男性的生存境遇,对一些普通人也给予了很大的人文关怀。
  
  这些普通的男性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平,每天为了生计奔波。《赴宴者》里面的董丹,虽然投机取巧假冒记者混吃混喝,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他的行为,起码假记者董丹有真正记者所缺乏的社会责任感。
  
  老画家陈洋在孔雀宴上发表的激烈言论,如“吃啊,接着吃啊。用你们的嘴、你们的胃继续发扬中华文化”等,没有一个真记者在第二天的新闻上提及,只有大字不识几个的董丹,一字一句的还原着事情的真相。当假记者董丹遇到真的上访者白大叔和刘大叔时,他心中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愧疚,并且留下了自己为数不多的金钱。
  
  董丹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穷苦人的生活感同身受,进而产生一种同情。这种同情产生的后果只能是折磨他自己,因为一方面他想去帮别人改变现状,但是另一方面他自己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徒生一丝无声的叹息。从董丹的一生来看,我们很难厌恶他,不管是满嘴谎言的董丹,还是充满正义感的董丹,都在让人同情之余又让人心生敬佩。严歌苓没有将董丹局限在骗人上,而是通过董丹的骗局向我们展示他内心的美好,从而展示出整个社会光怪陆离的景象。《少尉之死》的刘粮库在偷窃时失手杀掉了王司务长,最后被判处死刑,一个杀人犯背后却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的悲剧。刘粮库来自贫困的农村,家里有一个常年生病的母亲,还有一个娶不上媳妇的大哥,那里的土地种进去的是穷,长出来的也是穷。读了高中、上了军校的刘粮库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穷字,正是那个穷在一刹那间剥去了他的正派与清白,他从此失去了各种权利,其中包括挣脱那个穷的权利。严歌苓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营长、司务长们富足无忧的生活:司务长独立王国里有冰箱、电视,营长夫妇常在出门时打着啤酒嗝,司务长的卧房兼办公室紧挨一排给养仓库,里面堆着六十年代的压缩干粮,七十年代的野营罐头,八十年代的大米、面粉、风干腊肉;一方面又细致描写了刘粮库的艰苦生活:“每个月工资12元,他每日用两毛钱买一斤馒头分三餐吃,再灌下几碗不要钱的骨头汤、肉皮汤、米汤,有时只是一盆浑浊的水,有时厨房没汤可提供,便将炒菜的油锅刷了刷、刮了刮,兑些酱油,扔把葱花便叫它汤。”
  
  二者形成的鲜明对比,让我们对刘粮库生出了许多同情。刘粮库并不是打心眼里坏的人,他只是在贫穷的生活中迷失了方向,一时大意做出了杀人抢劫的事情。当年轻的刘粮库被枪决的时候,人们只能唏嘘他悲惨命运。严歌苓没有一味地强调他是杀人犯,而是深入分析他杀人原因,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年轻生命消逝的惋惜。
  
  二、对和谐性别理念的期盼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一些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偏激的言论。她们为了突出女性的地位,将男性塑造成完全依附于女性的伪君子。但是严歌苓从来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她曾经公开说过,“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动不动就去烧胸罩,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她们很警觉。女人贤惠起来是很性感的,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确给了我们很大误导”.
  
  由此看来,严歌苓心中和谐的男女关系并不像女权主义者倡导的那样,将女性置于男性的对立面,从而导致女性身上的那种柔美丧失殆尽。虽然严歌苓塑造的男性形象很多都是有缺陷的,显示了作者对男性的解构。
  
  但是在细读文本之下,我们会发现严歌苓藏在文字后面深切的人文关怀。在严歌苓的小说里,男性并没有被丑化被无视,也不是作为女性的对立面存在的。相反,作者在塑造这些男性形象的时候,尽力为他们营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最终达到男女和解的完满结局。
  
  《小姨多鹤》里多鹤介入了小环与张俭的婚姻,在小环不能生养的情况下,多鹤为张俭生下了两儿一女。在漫长的时光中,张俭、小环、多鹤组成了一个怪异而又和谐的家庭。但是,细细琢磨一下,三人在和谐的表面下,暗藏着波涛汹涌的矛盾。在这样的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所以当多鹤生下第三个孩子后,张俭曾经自作主张把她扔到了大街上,不过最后没有成功,多鹤因为想念孩子又回到了张家。虽然小环很大度,没有对多鹤采取明里暗里的排挤,但是多鹤生活地依然很艰辛,很多时候像这个家庭的局外人。任何情感纠葛到最后都会水落石出,作者在小说的最后让张俭跟着多鹤回到了日本,成了多鹤名正言顺的丈夫,终于达到了正常男女关系的和解。《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芳菲疯狂地爱着欧阳萸,为了嫁给欧阳萸,不惜拒绝部队领导的追求,但是欧阳萸却一点都不爱她。二人结婚以后,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欧阳萸以没有共同语言为借口,一次次在精神上背叛田芳菲。
  
  一路上打打闹闹就迎来了文革,欧阳萸这种自明清高的知识份子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痴心的田芳菲一点也没有嫌弃丈夫,对欧阳萸不离不弃,并且用自己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给他买营养品。在田芳菲的心里,什么人也没有自己的丈夫重要,就连刚出生的孩子都要排在丈夫之后。为了丈夫她能厚着脸皮去给都汉要食物,为了丈夫她能在水塘边整夜整夜的钓青蛙,为了丈夫她将家里的生活开支缩减到不能再缩减,终于田芳菲笨笨的爱情打动了欧阳萸。中年以后,欧阳萸才渐渐发现,自己以前觉着没法沟通的妻子,其实心中有着大智慧,那种爱到痴傻的感情别有一番风味,于是他才慢慢接纳了已经不再年轻的田芳菲。两个人最终达到了和解,牵手共度了一生。这种和解不仅出现在东方男女之间,还出现在异国男女之间。《少女小渔》里的意大利老头一开始不思进取,总想着不付出就能获得金钱。特别是小渔刚住到他家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从小渔那里榨取金钱,不是增加房租就是让小渔分担他的消费。但是,在小渔默默的感化下,老头终于放弃了不劳而获的想法,拿着自己的琴到街上卖艺去了。虽然老头在自食其力的过程中,身体上受了很多苦,但是却获得了灵魂的升华。所以,异国男女即使有着不一样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二者最终达成和解。没有哪个女性能和男性彻底决裂,他们的结局都是和解的。
  
  严歌苓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产生这种男女和解的两性观也不足为奇。中国的传统文化将男女比喻成阴阳,从道家的思想来看阴阳互补,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达到自然界的平衡。所以说在严歌苓眼中,男女是不可能彻底决裂的。即使很多时候,女性从心理层面觉得自己很强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还没有达到这种层面,完全割裂与男性的联系。这体现在严歌苓的小说里,就变成了女性很优秀,男性不完满,女性包容、原谅男性,最终两性和解。用学者刘俊的话来说,严歌苓没有将移民经验作为唯一的创作题材,反而是更注重自己的大陆经验,所以她的文学作品从来不缺乏传统文化的气息。她笔下的很多女性有着典型的东方气质,善良、慈悲、奉献。这些中华民族积累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使她们在面对男性背叛的时候,特别容易就给予原谅。即使受到伤害,她们也能够很快忘却那些不愉快,大度对待那些男性。可以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内心,这是严歌苓笔下男女和解结局出现的文化背景。严歌苓笔下的男性作为被作者刻意弱化了的符号,有着自己的显着特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最后都与宽容待人的女性达成和解。在严歌苓的理想王国里无非男女,所有的角色都以自然的两性形态呈现着,表现了作者独特的社会性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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