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歌苓小说中男性群像分类
上文中我们将严歌苓的文学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根据这三个阶段文学作品的特性，我们可以将严歌苓的小说分为“中国记忆”书写和“异域体验”书写两类。
第一节 “中国记忆”中的男性群像
所谓“中国记忆”书写是指严歌苓在其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出国前）和第三个阶段（与丈夫到非洲等地任职以后）创作出来的主要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人或事，可以说是作者对出国前几十年祖国生活的记忆升华和出国后对祖国发生巨大变迁的情感追踪。
一、坚韧的军人形象
严歌苓 12 岁时加入部队成为了一名文艺兵，又在 8 年后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并且担任过铁道兵政治部的创作员。在这期间，几次赴藏演出让她领略到了祖国名山大川的风采，部队艰苦的生活和铁一般的纪律磨练了她坚强的意志，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她曾经坦诚：“我是有军队情结的，我在部队呆了 13 年，写军队对我来说是一种怀旧”,所以在她小说塑造的男性群像中，军人形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有些军人是战争时期为国流血牺牲的战士，例如《金陵十三钗》中的戴教官、王浦生等。他们为了保护教堂里的人不受伤害，义无反顾地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些军人是和平时期为祖国经济建设添砖添瓦的奉献者，例如《床畔》中以张谷雨为代表的铁道兵。他们为了祖国的铁路建设默默奋斗在深山老林，缺吃少喝仍然坚守在“战斗”的第一线。有些军人是曾经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巨大贡献，后来被渐渐遗忘的革命前辈，例如《草鞋权贵》中的程司令。一开始他风光无限享受着革命者的特权，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渐渐遗忘了这批老革命，他沦落到靠将军樱桃去提醒大家自己的存在。这些军人形象千姿百态，各具特色，为大家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军旅生活。
严歌苓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的军人形象，这些军人与传统的军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作者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独特的叙事视角带我们走进军人的内心，去感悟他们的喜怒哀乐，审视他们的价值选择。从这些军人形象的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到严歌苓对军人的理解有着独特之处。她作品中的军人，并没有刻意塑造成高大全的典型形象，而是趋向于挖掘军人作为普通人身上所拥有的个体气质，所以每个军人形象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一样的是他们对祖国默默的奉献。《补玉山居》中，严歌苓借铁道兵温强的故事给我们讲述了军人生活的艰苦，“峡谷两边的山坡上什么也不长，只长着张牙舞爪的仙人掌。不，仙人树。就连他的阎王连也没有人愿意在夜里走这条路：月光里一人多高的仙人掌会高大许多，浑身两寸长的刺像是耸立的鬃毛，越发张牙舞爪得狰狞可怖……那么多人泻肚，三连的作业面还是按原计划打开了，速度也不次于其他连队。”
由此可见，军人的工作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就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军人们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彰显了军人精神的内涵。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在严歌苓小说中，既有对传统英雄主义的消解，又有对新时代英雄主义的重构，可以说在传统英雄主义被消解之后，严歌苓的英雄主义回到了文学创作既定的轨道，在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的张力之间找到平衡点，重新焕发出新的精神光辉。
二、折翼的文人形象
文人为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东方的支柱，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用精神和知识的力量，为理想、信仰和看似乌托邦的梦想奋斗着。从历史语境上来看，文人有着个体性和历史性，同一时期的文人都有不同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所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文人的境遇千差万别。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文革是一个难以忽略的历史事件，在这一时期，中国文人被打倒、被压迫，言论极其不自由，可以说文革时期的文人有着不可言说的痛苦。严歌苓亲身经历了文革，并且亲眼目睹了父亲在那一时期受到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让她对文革的体会更加深刻。在严歌苓的笔下，文人形象大多是经历过这个特殊时期的，严歌苓把文人放在这样一个极致的政治环境中，审视他们身上的风骨与人性。
小说《陆犯焉识》中，主人公是一个出身于书香世家，受过高等教育的花花公子，留洋归来以后在大学任教。在学术上，他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不加入任何学术派别，也不参与各派之间的斗争。然而文革来了之后，他依然没有逃脱被打倒的命运，只是因为两篇文章就被判了几十年牢狱生涯。在小说中，陆焉识从头到尾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罪，文中写到“几十年前，当陆焉识以流利的口舌为自己辩护，申斥政府随便给他加刑，并让政府的代表人在加刑后的宣判书上签名，确保以后不得再次加刑。就是这样逻辑而雄辩的口舌招致了他的死刑”3,看似很荒谬，但是却真实发生着。陆焉识在西北受着非人的待遇，当政治风暴结束后，他也由一个翩翩公子变成了年过半百、尽显老态的老人，再也不复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埋没了一身才华。文革带给他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是精神的压迫，就是在这样的高压下，他依然坚持着文人特有的气质，坚持着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人寰》中“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瘦长，略驼，嗓门很大，内心却很敏感。政治风暴来临之际，他为了寻求保护，与身居要职的贺一骑成了好朋友，开始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贺叔叔利用自身职务便利为“我”父亲保住了一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正如文中说到的那样，“我”的父亲替贺一骑“润色”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在我的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
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密切’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
由此可见在文革中，有很多文人为了自身利益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沦落成体制的寄生虫。在严歌苓的笔下，本来朋友间的相互帮忙，因为文革的政治背景，让人性的自私显露无疑。如果说每个文人都有属于自己骄傲的翅膀，那么文革就是折断他们翅膀的风暴，无论是坚守，还是背叛，他们都活的很压抑。严歌苓用平静的笔调和冷静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文人在那个时代的挣扎与无奈。
三、拜金的商人形象
1978 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而来的是消费主义观念的盛行，人们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开始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正如李洁非在《城市像框》所说的那样，“这注定了将是一个被物欲驱使的疯狂而崭新的时代，它的疯狂如人们看到的那样，丝毫不亚于二十年前那个被政治狂热所驱使的时代。”
每个人似乎都对财富有着极大的兴趣，评价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也不再是他为社会做出了多大贡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人关心理想和追求，只是一味的获取经济利益。因此，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自己原来的工作选择经商，商人形象也越来越多出现在了严歌苓的小说中。
《妈阁是座城》为我们展示出一群这样的男性形象。房地产公司老板段凯文一开始是一个一年挣几个亿，上过财富杂志和各种大报小报的成功人士。就是这样一个在自己行业做出成绩的商人，还是抵挡不住财富的诱惑，沉迷于赌桌上。为了获得赌金，他周旋于几个“叠码仔”之间，最后撒谎成性，落得妻离子散，再也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儒商史奇澜是一步一个脚印奋斗出来的成功人士，他少年家贫，靠着自己雕刻的手艺把一个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按说他应该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
但是，对金钱的渴望让他一次次放弃人格和尊严，葬送了自己亲手打拼下来的一片商业江山。一座纸醉金迷的赌城，见证了太多为获得更多财富而丧失人性的商人。
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人们无所不用其极，对赌博这样的行为也来者不拒，最后落得人财两失《补玉山居》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原来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却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面临被过度开发的境地。大老板冯焕是一个瘫子，他看补玉的小客栈赚钱，便想着法在这阵旅游浪潮中分一杯羹，毫不在乎他的做法会伤害别人的利益。的人都是贪图他的钱，甚至对他真心实意的彩彩都没有办法获得他的心。直到最后彩彩的离去才让冯焕认识到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买到的，可是为时已晚。
严歌苓小说中的这些男性形象生活在灯红酒绿当中，每天别墅、豪车、美女相伴，挥金如土，过着普通老百姓羡慕的生活。即使在物质生活上优于别人，他们也不幸福。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他们放弃了信仰和精神追求，生活如行尸走肉。为了掩饰孤独和寂寞，他们肆无忌惮地享受着肉体的欢愉，结果适得其反，变得更加形单影只。他们没有和谐的家庭生活，虽然有妻子和孩子，但是他们不相信家人的情感，觉着身边的人都是为了他们的钱，多年商海生涯中的尔虞我诈让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虽然他们有的也渴望爱情，但是打心底却不尊重女性，将女人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最后徒增感情的烦恼。商业化浪潮的冲击，让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失衡，严歌苓为我们展示了商场上的人生百态，揭开了商人嗜钱如命的真面目，表现了商人们精神生活的缺失，引起我们更多的社会反思。
四、其他男性形象
除了军人、文人和商人之外，严歌苓笔下还有一些其他男性形象。这类男性形象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每天挣扎在家庭生活的柴米油盐中，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如《赴宴者》中的董丹，《第九个寡妇》中的孙怀清，《小姨多鹤》中的张俭等。严歌苓在这些男性形象的塑造上，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强调了生活在社会底层边缘人的艰难，但是与此同时，严歌苓也没有忽略这些人在贫困中对生活理想的追求，凸显了普通人的人生价值。
董丹是一家倒闭工厂的下岗工人，在家两个月后发现家里的积蓄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他和妻子的生活需求，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他发现假扮记者是一门好差事，既能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又能吃到平常人根本难得一见的食物。在他假扮记者混吃骗喝的过程中，目睹了各种社会阴暗面：动物保护组织在宴会上吃珍贵的孔雀；为慈善儿童捐款的宴会上“一菜千金”;甚至在一些记者发布会上还有“人体宴”这么恶俗的东西……董丹一面乐此不彼地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物质生活，一面又必须时刻小心自己坑蒙拐骗的行为不会暴露。“假记者”董丹虽然能吃到很多山珍海味，并且赚得一小部分钱，但是面对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他没有一点能力去改变，只能自己挣扎在内心的纠结里。真的记者都去吃回扣、拿红包、说假话去了，只有假记者董丹还仅存一点社会良知，去关心进城伸冤的一群上访者，可是结果也是无奈而悲凉的，董丹最终被人识破，关进了监狱。
《小姨多鹤》中的张俭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工人，他没日没夜的加班，挣得钱才勉强够一家人生活。战争中他的老婆小环为了躲避日本兵的追赶流产了，之后再也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张俭的父母给他买来了生孩子的女人多鹤。等到多鹤给他生了儿女以后，家庭负担全都落在了张俭身上。为了养活一大家子，张俭很辛苦的工作，是工厂里最努力的工人，平常任劳任怨，待人诚恳。但是就是如此，当运动来临的时候，张俭仍然没有逃脱被波及的命运。在他被关押的时候，受到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迫，头发变得花白。他的家里也因为没有了经济支柱而寸步难行，一家人在困难时期饿的头晕眼花，生活穷困潦倒可见一斑。
《第九个寡妇》里孙怀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吃苦耐劳，起早贪黑攒下了一份家业，可是就是因为这份家业，让他踏上了被枪毙的命运。当他跪在断头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忘了他曾经的好，忘了曾经受过他的恩惠，就连他的亲身儿子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他断绝了关系，背叛了他。只有他家的童养媳葡萄，偷偷将没有死透的他背到了地窖，从此开始了隐居的生活。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在地窖里生活几十年，没有被人发现。地窖里不透风，不透光，潮湿闷热，孙怀清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半辈子，白了头发，瞎了眼睛，腿脚风湿也很严重。可怜前半生风光无限的孙怀清，最后死去的时候凄凄惨惨戚戚，被莫须有的罪名毁了一辈子。
第二节 “异域体验”中的男性群像
“异域体验”是作家移民海外之后独有的生活体验，作家在受一种文化熏陶久了之后，突然转到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心理，也会遇到身份认同等一系问题。新时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故土记忆的反复书写，而是尝试着挖掘一种新的主题，深入表现异域生活。从开始写作至今，严歌苓的创作热情从来没有消失，特别是到美国之后，她创作了一批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域体验”书写指的是严歌苓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她到美国初期的文学创作，这一部分作品大部分是对移民生活的述说，作者用新的视野和角度塑造了一批典型的男性群像。她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同于龙应台等作家的留学生式乡愁式书写，也不同于虹影等作家的商业化写作，她的作品既不偏向与东方，也不偏向于西方，而是在全球化视野中关照东西方文化，用冷静细腻的笔触去塑造一个个丰满的男性形象，将这些形象血肉化，从而去展现民族之间、地域之间不同的文化底蕴。
一、边缘的移民者群像
在早期，人们想象中的美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天堂，所以很多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踏上了去异国淘金的道路，直到现在依然有大批中国人移民到美国。
因为地理环境和文化心理的不同，从移民者踏上异国土地开始，文化的冲突、碰撞和摩擦就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们成为异国他乡的寄居者。
特别是男性移民者，他们在国内处于强势地位，出国后因为文化差异、语言不通、和民族歧视，丧失了以前的优越感，再加上经济的窘迫和社会地位的低下，让他们成为双重边缘人，失去了个体归属感。严歌苓对移民者的境遇感同身受：“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我私自给‘placement’添了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
严歌苓用她的真实感受，塑造了一批在异国他乡郁郁不得志的男性移民者。《少女小渔》中的江伟十年前获得全国蛙泳冠军，受到众人的崇拜和羡慕，到现在还能亮的出一身漂亮的“田鸡肉”.江伟本来是想出国为自己镀上一层金的，但是事实上，在出国后巨大的身份落差让他活的一点都不如意。在经济上他过得非常拮据，“全身青蛙肉都鼓起，把旧货店买来的那件西装胀得要绽线”2.甚至为了获得美国绿卡，他让自己的女朋友小渔嫁给一个意大利老头，丝毫不顾及小渔的感受。异国的生活让他失去了安全感，变得自私自利，时常对小渔阴阳怪气的嘲讽，也常常无理取闹，他笑得“眉心抽着，两根八字纹顺鼻两翼拖下去，有点尴尬又有点歹意”3.江伟是可怜的，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现状，只能在爱自己的人面前去闹，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弱者。江伟又是可恨的，他在各种艰辛和压力下变得贪婪和残忍。在看到老人在风雨中追逐一天辛苦挣来的钱时，他阻止小渔去帮忙，理由竟然是嫌丢人。当老人病重快要死去的时候，他不让小渔去照顾，并且向老人讨要三天的房钱，由此可以看出异国的艰难生活把他身上的人性基本上毁灭了，剩下的只是扭曲的价值观，让人唏嘘。在移民以后，他失去了人最重要的东西，迷失了本性。
《橙血》中的阿贤在很小的时候就到了美国，一开始在玛丽父亲的制衣厂，“每颗纽扣在十秒钟内结束工序：叫黄阿贤的男孩用一根自制的尖端带细钩的针轻巧舞弄着把来回走线的时间省略了”,“黄阿贤的手有几分女气，果断、灵巧、狠毒也都是女性的”1,因此玛丽将黄阿贤带到了自己身边。玛丽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女人，对中国人有着很大的偏见，认为所有东西到了中国人手里都会被糟践。
阿贤作为一个中国人，承受着玛丽不正常的控制欲，变得不中不西，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当中国人都剪掉辫子革命的时候，黄阿贤被玛丽要求不能这样做，于是穿着长袍留着辫子的阿贤成了果园的名人，所有人来到果园都要跟他照相，被别人毫无尊严的围观。一方面，黄阿贤得不到西方人的认同，被西方人当作玩物；另一方面，黄阿贤也丧失了中国人的骨气，当中国人购买果树被玛丽羞辱的时候，他不能挺身而出，被同胞当成了外国人。毫无疑问，阿贤是痛苦的，既不能跻身西方上流社会，也不能融入本民族大家庭，移民者的生活以此可窥全貌。
二、多样的异族人群像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塑造过美国人形象。因为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我们对美国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种极端--极度赞赏和极度厌恶，并且在两者之间摇摆。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实行闭国锁国的政策，一直盲目自大地将美国人称为“蛮夷”,直到鸦片战争的惨败惊醒了泱泱大国的美梦。辛亥革命以后，美国人在有识之士的心目中是光明与自由的化身。但是后来美国实行排华政策，对移民进行种族歧视，致使大量的华工客死他乡，美国人形象也随着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更加全面，所以美国人的形象开始回归到本来的面目，既有缺点也有优点，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味地崇洋媚外也逐渐被纠正。严歌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美国人形象进行塑造，既建立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上，又借鉴了其他华裔作家的创作经验。
在她看来，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他们受另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体系的影响。从形象学领域来看，异国形象的研究范围并不局限于人本身，还要关照风俗文化、地理景物的描写，甚至是语言习惯，换句话来说，严歌苓美国人形象的塑造蕴含着其对美国整体的社会文化关照。
严歌苓塑造的美国人形象有的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在《无出路咖啡馆》中，安德烈作为一个外交官，本来是不能爱上社会主义国家女孩的，但是他偏偏对“我”一见钟情。“我”不但是从社会主义国家走出来的，而且还当过几年兵，父亲也是高级军官。面对种种困难，安德烈并没有退缩，反而全心全意的规划“我们”的未来，最后甚至为了“我”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对于爱情的向往没有国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有爱的权利，当爱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安德烈奋起反抗，最终获得了胜利。在严歌苓的另外一部小说《寄居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民主、自由和勇敢的化身。杰克布作为一个外国人，本来跟中国的战争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心中对自由、民主和公平的追求，支撑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中国的革命。他看到战争条件下人们的渺小和无助，看到人们在压迫中一点点丧失了人的尊严与人格，看到全世界在战火的洗礼中受着同样的苦难，所以他改变了以前那种享乐主义思想，投身到改变现状的活动中。在杰克布的心中，没有国别的界限，有的是人类对平等、自由、美好的向往。
与之相对的是一些骄傲、冷漠的美国人形象。严歌苓既没有对美国人一味地奉承，也没有一味地重伤。在塑造这些美国人形象的时候，她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深入了解美国社会的基础上，结合了自己的亲身体会。所以，在她的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美国人积极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他们消极的一面。《花儿与少年》里面的翰夫瑞是一个有文化和地位的西方代表，他的职业是美国很受尊重的律师，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但是，他对所有的东西都有强烈的控制欲，一切他不满意的行为都被禁止。在他心目中，继子九华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不能被他改造成西方上流社会的绅士，所以他对九华万般为难，甚至不惜将他赶出家去。
从表面上看，翰夫瑞对九华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实际上把一种文化强加到另一种文化之上，本身就是一种野蛮的行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没有可比性，自然也没有优劣之分，但是翰夫瑞却认为西方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应该凌驾于东方文化之上，这种文化偏执让翰夫瑞陷入了极度傲慢、冷漠的深渊。毫无疑问，翰夫瑞是美国上流社会典型的白人，他用民族优越感去改造华人，自然是一种错位归属。纵观翰夫瑞对他几个孩子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只有顺从他才能获得认可和支持。孩子们做得稍微不如他的心意，就会被遗弃，由此可见翰夫瑞的自私和冷漠。
无论是中国男性群像还是美国男性群像，都为小说增添了绚烂的色彩。这些丰富多彩的男性群像，或忠厚老实，或奸诈狡猾，或可怜至极，都向我们传达着平凡人的生活与坚守。如果说严歌苓笔下的女性群像是太极中的白色部分，那么这些男性群像毫无置疑就是太极中的黑色部分，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