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人来华热潮及考察动机

　　1 近代日本人来华热潮及考察动机1.1 近代日本人来华热潮。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汉武帝时，"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光武帝时，赐倭奴国以印绶，标志着古代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隋唐王朝也多次派使节出使日本，中日两国往来十分频繁。元朝时，忽必烈欲征服日本，两国曾交战。明朝初，倭寇猖獗，倭患持久，明朝一度严行防寇和海禁。

　　明朝时，还为援助朝鲜抵御日本的侵略而作战。17 世纪中期开始，中日两国外交关系开始疏离。

　　清朝自 1644 年建立开始，为巩固自身统治，防汉制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下令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至 1757 年，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海关，只留广州"一口通商",标志着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正式建立，并且在鸦片战争前的两百年间一直贯彻执行这一政策。

　　同一历史时期，与中国毗邻的日本，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锁国的政策。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颁布了一系列的"锁国令",建立起系统严密的锁国体制。

　　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加强自身统治，从对外关系上看，是为了抵御外国的骚扰和侵略，防止国内反动势力与外国联合。闭关锁国使中日两国与外界隔绝，统治者以自我为中心，妄自尊大，不仅阻碍了中日两国的对外贸易，更导致了两国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各方面的落后，与近代化潮流脱轨，最终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也给一苇相连的日本敲响了警钟。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唤起了近代的觉醒，而日本也"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1853 年，美国佩里舰队强行打开日本国门，终结了日本 200 多年的闭关锁国。

　　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则开始从中国的失败中进行思考，以中国为借鉴，开始反思自己，寻求突破。1858 年，日本与英美等国签订《安政条约》，此时的日本与中国面临着相似的殖民地危机。日本的有识之士开始要求改革，明治维新运动由此开始。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近代化历程，开放国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对外的文化交流，其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改革措施，使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大发展，国力大增。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化解了殖民地危机，改变了日本封闭落后的局面，使之走上近代化资本主义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推行军国主义，其思想渊源即中世纪的武士道精神，理论基础即着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告别恶友"论和"脱亚入欧"论。福泽谕吉鼓吹文明开化，赞美欧美，主张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与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去改造亚洲邻国；同时他极力丑化、诋毁中国，认定中国是"恶友",日本应断然告别"恶友".这样的言论煽动日本各界对中国由质疑、同情转向蔑视，为军国主义的发展推波助澜，加速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强盛，跻身资本主义强国。它一方面热切的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另一方面，也密切关注着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自古以来中国都是日本效仿学习的对象，日本汲取中华文明以求自身发展，而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开始裂变。传统的慕华情节与日益严重的质疑情绪是日本朝野上下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日本向中国投来新的审视的眼光，开始注重实地考察与理性判断。

　　1862 年，一艘名为"千岁丸"的日本商船驶向了中国上海，这是日本锁国两百多年来，第一次正式出使中国，其意义非比寻常。"千岁丸"于 1862 年 5 月 27日从长崎出发，6 月 2 日抵达黄浦江，8 月 1 日离开上海返回长崎，在上海停留 2个月。据"千岁丸"上的日本藩士名仓予何人所作《海外日录》载："此举意在恢复宽永以前之朱印船，然受官吏之台命而入唐，乃盯室幕府以来稀有之事，故参与此行者皆有奇异之思，岂非一大快事。"可见"千岁丸"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一是与中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二是对中国进行多方面的实地考察。日本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考察中国的首选之地，是因为"19 世纪 40 年代开埠以降，上海因贸易兴盛、西洋文明移植，而在日本播名广远。加之这里又是清朝与太平天国交锋的重要战场，而太平战事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为日本当局及民间所关注。"使团在华逗留期间，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包括货币的种类、鸦片的输入量、江水深浅标数等 26 项考察要点。日本官员和各藩藩士以上海为窗口，对中国的政治格局、经济贸易、对外政策、社会民生、交通卫生以及风俗民情等做了详细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的情报和资料，此行意义之深远，不仅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还开启了近代日本人来华的热潮。

　　在千岁丸上海之行的试探之后，日本明治政府更加迫切的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1870 年，日本政府派出柳原前光等前往中国，与清政府交涉两国订约通商事宜。1871 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条，约定互开口岸、互派外交官、互设公使馆和领事馆。此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两国外交关系、贸易来往、文化交流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此后，日本为加强与中国交往的便利，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日本政府 1872年开始在中国设立多处领事馆，常驻外交官。日本三菱汽船会社 1875 年开设横滨至上海定期航路，后又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投入"东京丸"、"新泻丸"、"高砂丸"、"金川丸"等 4 艘轮船，致力于中日航海交通。同年又开通长崎一芝罘一天津航线和长江航线，大大方便了日本人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并兴起日本人大规模撰写中国纪行之风。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之下，大批日本人踏上中国土地。来华者中有官民组织和机构，如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部等，其中东亚同文书院的旅华调查调查最具代表性。该书院要求每届学生毕业前一年需到中国内地进行实地调查，其调查报告书即为毕业论文。东亚同文书院的旅华调查参与人数众多，组成七百个小组，约四千余名学生；持续时间从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世纪 40 年代，几近六十年；调查地域几乎遍及中国各个区域，其成果颇为丰厚且保存完好。

　　个人踏访所留下的旅行记录更为浩繁，他们的身份包括官员、学者、留学生、教习人员、商人、军人和宗教人士等。如驻华使馆外交官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四川高等学堂日文教习山川早水《巴蜀》、成都补习学堂兼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大阪新闻社海外视察员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等，都是其中的精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这些组织和个人有的是受命于日本政府，为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服务，所以他们来华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侦探，搜集情报以作深入研究，有的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仰慕中华文明，所以借日本开国、交通便利之机，造访中国，游山玩水，探察山川风物、民风民情，有的是来华求学或工作，定居于中国某地，以外来者的眼光观察、审视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这些来华的日本人大多具有探索和实证主义的精神，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直接体验和感受，获得详尽的原始资料。他们还以敏锐的观察力记录自己在中国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并以日记、笔记、游记、见闻录或调查书、报告书等形式保存下来，以期回国后，为政府提供相应的参考。

　　1.2 近代日本人三峡考察的动机。

　　三峡是长江水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入巴蜀的必经之路。而巴蜀地区位于中国西南部，其面积广阔，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不过，由于四面皆山，地势险峻，交通不便，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故成为早期来华日本人考察的薄弱区域。

　　然而，自 19 世纪末开始，近代来华的日本人，由于受到"大陆政策"的影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巴蜀地区的重要意义，比如中野孤山在《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说道："主宰着中国四百余州府之生死存亡、左右着世界之前途命运的是横贯大陆的扬子江。要洞察观望当今世界之大势，必将目光集中于扬子江流域。汉土十八省中，以扬子江干流为纽带，无论是占地面积（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平方华里）或人口（六千八百七十二万四千八百九十一人）方面，还是在民族的强健和物产的富饶方面，最具优势者当推古代巴蜀，即现今的四川省，此地真可谓大清帝国第一宝库。"又如山川早水在《巴蜀旧影》中也称四川省是"十八省中第一大省。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加之大江、大河遍及全省，禾谷丰登，地下资源也即为丰富，古来号称天府之国。"所以，这些来华的日本人，有相当一部分不远万里，经水路，东入巴蜀，并在行进途中，对沿途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进行考察，而三峡，作为巴蜀之地的东部门户，即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据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地方史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蓝勇先生统计，日本游记中对巴蜀、三峡等地有记载的有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1876）、安东不二雄《中国漫游实记》（1892）、山川早水《巴蜀旧影》（1905）、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10）、中野孤山《中国大陆横断游蜀杂姐》（1913）、上冢司《以扬子江为中心》（1925）、高山庆一《长江漫游口记》（1926）、神田正雄《从上海到巴蜀》（1935）、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1936）等十几部书籍。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也留下了不少有关巴蜀的游记，如《蜀汉之旅》（1921）、《跋涉秦山蜀水》（1922）、《思黔蜀之地》（1921）、《入蜀纪行》（1911）、《滇云蜀水》（1920）等五部游记。

　　从此统计可以看出，日本人东入四川游历，较为集中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这个时期，由于受中日马关条约的影响，长江水路门户洞开，所以，三峡一带，虽深处内陆，但在经济、文化、政治上同样如东部沿海地区一样正发生着显着的变化。故此阶段由于日本人主观的认知和态度加上独特的视角和价值观，使得他们的游记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

　　这种情感，既饱含了日本人对中国秀丽山河风景的羡慕、赞叹之情，如竹添进一郎曾言："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又包藏了对中华大地的觊觎之心，如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则热切期盼道："会有看到美好的大和樱花与旭日国旗在蜀山之巅高高辉耀的那一天。"即便是深受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熏陶的竹添进一郎也在自序中感叹说："栈之云，峡之雨，观风云乎哉？"此外，山川早水关于四川省的认识还可谓耐人寻味："（四川）北有凤岭剑阁，东有赤甲巫山，实可称天下之绝险。外难攻，内易守。公孙氏、刘氏相继于此称帝，并非无因。今天的英、德、法等诸强，尚未停止蚕食。"此说从四川的战略地位着眼，可见山川早水眼光之独到和敏锐，其着眼点正可见其用心和动机。四川因为东有三峡、北有剑门，易守难攻，故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军事优势，公孙述与刘备曾分别于公元 25 年和公元 221 年占蜀称帝，山川早水言英、德、法等国蚕食中国未止，将列强的侵略与公孙述、刘备之事相比，其内心之目的已昭然若揭。而从山川早水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中亦可见日本窥伺中国之野心，这也是其考察三峡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