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游记中的三峡历史遗迹

　　4 三峡历史遗迹

　　三峡沿岸的人文景观也是日本人极为关注的部分，三峡一带众多的历史遗迹成为他们考察的重点，尤其对三国文化的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是我们研究三峡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4.1 夔州八阵图。

　　八阵图，相传为诸葛亮所创的行军布阵之法，最早见于陈寿所着《三国志》："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这里陈寿仅仅指出八阵图是由诸葛亮推演兵法所作，并未提及是否实际应用过。而最早指明八阵图遗迹存在的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又东径诸葛亮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垒细石为之。

　　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两丈。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

　　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郦道元不仅指明了八阵图遗迹的具体所在地，并且对其具体面貌作有描绘，而这也得到了此后众多学者的认同，由此夔州八阵图成为了一处着名的三国历史文化遗迹，后世文人过此，多有诗文凭吊，如杜甫《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刘禹锡《观八阵图》："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水落龙蛇出，沙平鹅鹳飞。波涛无动势，鳞介避馀威。会有知兵者，临流指是非。"近代日本人在过夔州时，自然也是对此八阵图充满了兴趣，不过由于他们是汛期行船，八阵图遗迹已淹没水中，故未得一见："说是江水干枯时，方能见之。"竹添进一郎亦云："僦小舟，往观鱼腹浦八阵图，方在水底不可见。舟人云：'天寒水落，则六十四蕝尤见其髣髴。'"不过，对于八阵图遗迹的面貌，近代日本人则通过我国古代典籍已有大概了解，如山川早水在其书中便直接引用《水经注》的原文进行描绘，同时又引用了《荆州图考》中的相关记载进行进一步的介绍："周回四百八十丈，中有诸葛武侯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尺，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所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水退，依然如故。"不仅如此，山川早水通过《图经考》还得知，八阵图遗迹总共有四处："据《图经考》记载，孔明八阵共有四处。在新都的为当头阵，在沔阳的为下营阵，而在夔州鱼腹浦（即白底山下的江里）的为方阵法。其四在益州城东南隅棋盘市，但现在已没有了痕迹。"其实，对于八阵图遗迹的真实性，近来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如谭良啸在《白帝城八阵图遗址考》一文中，便对此提出质疑："郦道元所说的细石堆何能经三百年之洪水安然尚并且行列清晰，距离相等？这不可思议。"他通过对陈寿《三国志》、常琚《华阳国志》、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水经注》等文献的分析，认为："他们（陈寿、常琚、裴松之）都没有记载白帝城下有八阵图遗址，而独独郦道元道记载了。这只能解释为：白帝城八阵图遗址不是事实而是传说。"同时又从诸葛亮到夔州的时间上考证出他当时不可能有时间在此布置八阵图阻挡吴国军队，而《水经注》中提到的遗迹其实是"熬盐灶垒",所以才有了"江流石不转"的神奇说法。再如任乃强先生在对《华阳国志》作注时，也持有同样的疑问。

　　虽然谭良啸、任乃强均对此提出质疑，但是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八阵图遗迹就是由诸葛亮所布置的，并对千百年来依然存在的说法给出了解释，如宦书亮《诸葛亮鱼复八阵图考辨》一文，从地理环境出发，认为："江水流经瞿塘峡时，被狭窄的峡口束住，在其前方形成平缓的江面。""逼使大江主流南移，抵消了长江洪峰对鱼复浦八阵碛的冲涮之力，形成'滟滪回澜'的奇观。"又如刘卫国《奉节鱼复浦上的八阵图与盐灶》一文认为："八阵图是对鱼复浦上的盐灶进行改造后，用于军事防御的产物。"近代来华的日本人虽然未曾亲眼所见，但同样对八阵图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山川早水认为夔州的八阵图，就是"防守江路时，安营布阵留下的古迹".

　　竹添进一郎同样对水中遗迹能保存千百年而感到惊奇："夫累累之石，在涡回浪涌之间经数千百年未尝转移，可谓奇矣。"同时，他又引用先儒刘隅的话对此现象进行解释："浦之上有溪，引江涛以趋北崖。岸有土壤易崩，古江涨则盐趋之。唯浦隆然介其中，盘错郁结甚固。浦下则东以瞿塘，镇以滟滪。江流抗于吭隘，漫涣而回，延汇于数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旋缓歇薄之会，而荡激冲撼之所不及也。故瞿塘不划，滟滪不拔，则石无可转之期。"并认为此论"足以破千古之惑矣".

　　如今，由于三峡大坝的建成，不管夔州八阵图遗迹是否为诸葛亮所布，均已无从考证，惟一可供人们缅怀的，只有历史上留下的无数关于夔州八阵图的史料，故，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这些记载，对于研究三峡历史遗迹更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4.2 黄陵庙。

　　黄陵庙，旧名黄牛庙、黄牛祠。山川早水《巴蜀旧影》中言："听说是汉武侯所建。"而按《清一统志》："黄陵庙在东湖县西黄牛峡，一名黄牛庙。三国蜀汉建，庙有神龟及金莲花，相传诸葛亮有庙碑记。"又据诸葛亮《黄陵庙记》："惜乎庙貌废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开江，不事凿斧，顺济舟航，当庙食兹土。仆复而兴之，再建其庙貌，目之曰黄牛庙。"由此知，诸葛亮确实在历史上有修建黄陵庙。不过，黄陵庙其实于诸葛亮到时便已建成，只是经久岁月，早已衰败，具体始建于何时，已经无从所考。而诸葛亮所建之庙，似乎也并未保存太长时间，以至于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仅仅提到了黄牛山，未提山上有庙："江水又东，迳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又据相关记载："1985 年，对黄陵庙内的禹王殿进行大修期间，出土了唐代莲花瓣石柱础残片数块，花瓣硕大，似金柱础，同时出土有两件完整莲花瓣石柱础，作工规整，似可证明唐代曾重建过黄陵庙。"实际上，这次出土的金色莲花瓣石柱，正好印证了《清一统志》的记载，而唐代确实也曾于宣宗元年（847）对黄牛庙进行修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为纪念大禹之功，增建了禹王殿，所以，黄牛庙又被称为黄牛祠。

　　近代来华的日本人对黄陵庙的名称变化及历史沿革并无注意，他们关心的只是此处的地理环境："出南沱，江面开阔，山低，至黄陵庙，眼界有豁然开朗之感。""上午六时至黄陵庙，至此天地豁然。"此外，竹添进一郎还对"黄牛"之貌有所疑问："黄陵庙在南岸，一岳起于庙背，如列白屏风。范、陆二记皆云：'庙背大峰峻壁之上，有黄石如牛，又有一黑石，如人牵之。'注视之无见，问之舟人，亦以'不知'答。岂山石亦有古今之变耶？"山石当然无古今之变，苏轼亦曾有诗将此间山石比作黄牛："江边石壁高无路，上有黄牛不服箱。庙前行客拜且舞，击鼓吹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硗确，两角磨崖四蹄湿。青刍半束长苦饥，仰看黄牛安可及！"而同时代至此的王士禛在《带经堂集》中也有记载："遥望祠后，四峰如屏风状，绝顶上有黄牛，昂首北向，头角宛然。一人立牛侧，如绘画。人、牛皆有神，气注高崖间，有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可见，范、陆二人所见山石之貌，千百年来并无改变，或许由于山川早水观察的位置不同，所以并未能见此奇貌。

　　除了对地理环境的注意，近代来华的日本人对此间的民俗也颇为留意，山川早水《巴蜀旧影》中便对陆游《入蜀记》中提到的村妇"以青斑布帕首，然颇白皙，语音亦颇正"的现象提出质疑："陆游《入蜀记》九日记中记曰：'村人来卖茶菜者甚众，其中有妇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颇白皙，语音亦颇正。'这里语音不能辨别，而且妇人的脸色也并不怎么白。同时，也未见头上缠有青斑布。"实际上，峡中妇女"以布缠头"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史记》中将此布称为'冒絮',即今天所说的"巴蜀头巾".而与陆游同时代的范成大在《大丫隘》诗中也有描绘："家家妇女布缠头，背负小儿领垂瘤。"可见，这种现象正是峡中妇女的一种风俗，至今仍能见到。而对于山川早水及陆游说的肤色、语音问题，想必是都是以个人的生活阅历及时代文化背景为根据而言的，有不同之处，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山川早水还对范、陆二人笔记中所记"黄牛神"之事提出质疑："范成大《吴船录》八月戊辰记曰：'庙背大峰，峻壁之上，有黄石如牛，一黑石如人牵之，云此其神也。'陆游《入蜀记》曰：'传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于此。'不用说，这有些牵强附会。"显然，"黄牛神"确实是杜撰附会而来的，但"峻壁之上，有黄石如牛，一黑石如人牵之"则是说的此间山石之貌，前文中已有论述。夏禹于此治水，也是真实存在过的，因此范成大《初入巫峡》曰："伟哉神禹迹，疏凿此山川。"后来黄陵庙多次翻修重建，也均设大禹祠予以祭祀。

　　而后，山川早水又记叙道："两记又曰：庙门两侧有二马石。又马缺左耳，刻造之年代已无可考。此物现在应尚存。"实际上，有关此物还有一则轶事：欧阳永叔作校勘时，梦入一庙。于庭下谒神，与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庙前有石马无一耳。后责夷陵，元珍为判官，同谒黄牛庙，元珍职官在县令上。

　　庙前有石马无一耳，宛如昔梦所见焉。

　　由此可见，此石马当确实存在。不过，清末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对此石马则并未提及，仅说有一木牛："旁一黄牛，旧铁铸，今易以木。"所幸，"1986年，在翻修禹王殿前十二级石阶时，于左边象眼石中拆除石马头一个。马头仅存顶部、眼睛、鼻子、嘴巴、脖子及马铃，其他部位均被打凿成长条规整面，作为象眼石砌在石阶的侧面，石马面部朝内。应是欧阳修当年所见石马无疑。"而王世祯所见的木制黄牛，按同治末年（1874），清典史黄肇敏于黄陵庙所撰刻的《游黄陵庙记》中所载当为明代正德年间所立："正德庚辰（1520 年）南太仆少卿的西蜀刘瑞撰，后殿供如道教老子像，云即黄陵神也，座侧立一牛，木质。"黄陵庙是三峡一线现存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因此，近代来华的日本人对它以及相关传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发表了一些看法。同时，他们通过自己的见闻，记录了一些珍贵的民风民俗，也成为现今研究三峡文化宝贵的文献资料。

　　4.3 白帝城。

　　白帝城是三峡境内着名的历史遗迹，一般认为其坐落于白帝山上，相传为公孙述所建。按《光绪·奉节县志》："白帝山在县东十三里，高耸特峙，与赤甲山相接。公孙述据蜀，有白龙自井出，故号曰白帝城。"山川早水在《巴蜀旧影·入蜀》中对白帝城的位置进行了考证：距滟滪堆一清里，瀼溪自右注入江中，正和白帝城的旧址相邻。有白帝城的那座山叫白帝山，李白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即指此处。陆游《入蜀记》二十六日记中："'唐故夔州与白底相连',杜甫诗云：'白帝夔州各异城',盖言难辨也。"现在唯独有夔州城尚存，至于白帝城已经荒芜，成了一片荆棘。以杜诗和《水经注》为考证，其位置在今天的夔城和瀼溪之间。杜诗曰："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杜甫的时代，可见其城尚存，不知哪一代将其毁坏。

　　据传说，城为公孙述所筑，转一周二百八十步，北靠马岭与赤岬山相接，其间有一块平地，南北相距八十五丈，东西七十丈。参照汉尺自可知当时的面积。

　　从山川早水引用杜甫和陆游的记载来看，他应该是比较赞同白帝城（即古鱼复城）和夔州城（治古赤甲城）各异其城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最早当是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提出的：江水又东迳赤岬城西，是公孙述所造，因山据势，周回七里一百四十步，东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连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树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谓之赤岬山……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公孙述名之为白帝，取其王巴蜀。章武二年，刘备为吴所破，改白帝为永安，巴东郡治也。汉献帝初平元年，分巴为三郡，以鱼复为故陵郡。蹇胤诉刘璋，改为巴东郡，治白帝山，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缘马岭，接赤岬山，其间平处，南北相去八十五丈，东西七十丈。又东傍东瀼溪，即以为隍。西南临大江，窥之眩目。

　　惟马岭小差逶迩，犹斩山为路，羊肠数转，然后得上。

　　由上可见，郦道元认为，六朝时期白帝山、赤甲山各有其城，且相对独立。

　　赤甲城在赤甲山，为公孙述所筑，此城面积较大，有七里一百四十步。而白帝城在白帝山，并非公孙述所建，实为古鱼复城，公孙述仅仅是将其更名为白帝城而已，此城面积较小，周回仅二百八十步，不足一里。所以，后来称之为白帝城的，实为古鱼复城。

　　又据杜佑《通典》记载："夔州奉节县有白帝城，按唐之奉节县，即汉之鱼复县也。王莽时，公孙述据蜀，有白龙出殿前井中，述以为瑞，自称白帝，更号鱼复曰白帝城。刘先主改曰永安宫，即其地。"据此可知，古鱼复城先由公孙述更名为白帝城，后又由刘备更名为永安宫，而在唐代，则属夔州境内的奉节县。

　　不过，由于夔州子阳城下还有个下关城，而白帝城正位于下关城之东，两城地界相连，所以，在唐时已经难以分辨。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指出："唐夔州治古赤岬城，而民居闾阎与白帝城相接，故虽白帝、夔州各异城，然说者多混为一，称为白帝城。"故而杜甫在诗中特意指出白帝城和夔州城不是同一个城。此外，宋人赵彦材亦对杜诗中所说的"白帝夔州各异城"注解道："白帝城，在瀼之东；夔州城，在瀼之西。此所以各异城。"由此可知，在唐宋时期，白帝城与夔州城仍然是作为两个独立城镇而存在的。所以，山川早水也才有了"杜甫的时代，可见其城尚存""其位置在今天的夔州和瀼溪之间"这一的论断。而至于山川早水说的："不知哪一代将其损毁。"按王士禛《蜀道驿程记》中记载："子阳城下为下关城，稍折而南即白帝城，二城犬牙相连。城枕白帝山，石垣缭绕，上极青冥。"可见，至少在清初，白帝城仍然是存在的。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关于白帝城的概念又有了新的认识。袁东山在《白帝城遗址：瞿塘天险战略要地》中认为："最初的白帝城，是指西汉晚期的公孙述政权在瞿塘峡口修建的赤甲城，或称子阳城的一座古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里经历了故宫禾黍，城郭荆棘的变化。当年公孙跃马，兵锋东向的白帝城，在时局推移、人事变换的历史进程中湮灭难寻了。大概在六朝时期，'白帝城'三个字已经由一座专有的城名泛化成了一个地名，指白帝山及其附近的三四个山头，四五个平方公里的一片范围。这以后，每当时局动乱，战事兴起，这里都将修建一座叫'白帝城'的军事城堡，镇守三峡，拱卫巴楚。"袁东山认为白帝城即赤甲城这一说法仍然有待商榷，不过，他所提出的"'白帝城'三个字已经由一座专有的城名泛化成了一个地名"这种说法，当较为可信。白帝城自建成后，历经千年，自然屡经兴废，其故址几异其地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至山川早水至此时，才有了"现在唯独有夔州城尚存，至于白帝城已经荒废，成了一片荆棘。"这种感叹。

　　4.4 屈公祠。

　　山川早水在过屈原故里秭归时，曾提到此间有屈公祠："距江几百米的高处有一个古庙，叫屈公祠，即祭祀屈原的地方。"据《光绪·归州志》："（屈公祠）距（归）州城五里。"又按《重修屈公祠记》，此祠因"祠宇倾圯",于康熙八年（1669），由王景阳"捐资建祠，且使春秋修其常祀",并作《祠记》。

　　而后有清一代，分别有雍正十一年（1733）湖北学政凌如焕、乾隆四十六年（1781）归州知州王沛膏、嘉庆二十五年（1820）归州知州李炘等人三次对它进行修缮，同时也数易其名，由屈公祠先后改名为楚屈左徒庙、楚左徒屈大夫祠。因此，山川早水所见到的，当为嘉庆二十五年所重修的楚左徒屈大夫祠，山川早水以"屈公祠"称之，也并无不妥。

　　不过，从山川早水的行程来看，他似乎并未能靠岸登祠拜谒，而仅仅是远观眺望，故对于祠旁的屈原墓，以及墓碑上的文字仅仅记叙为："屈公祠旁有屈原的墓碑，据说碑上有'三闾大夫屈原墓'的题字。"实际上，按《重修屈公祠记》中有"令人过庙思敬，过墓思哀。"之语，可知屈原墓在清代首次重修时，已经存在。而湖北学政吴省钦所撰《修楚屈左徒庙碑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庙三楹，其后祀女媭，有石椁，传是左徒墓，其中若石室，今闭。"此外，湖北学政王赠芳亦有《重封屈清烈公墓碑记》言明将其墓门封闭之缘由。因此，他可能又会像错过了王昭君的故乡明妃村一样，"因没能看见感到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