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情况分析(2)

　　而现在由于传统文化失去了生存的环境，村寨内原本的良性交往结构被解构，村寨生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又如在贵阳市乌当区仅有的两个布依族乡，新堡乡和偏坡乡，由于新堡乡王岗村在香纸沟景区附近，开发乡村旅游的时间较早，汉化程度比较严重，现在村里老一辈族人会说布依族话的已经寥寥无几，而在旅游开发相对较晚的偏坡乡，30 岁以上的族人几乎都会说传统布依族语言。

　　美国学者弗格斯曾经说过：“旅游业像一把火，它既可以煮熟你的饭，也可以烧掉你的房子。”的确，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业的发展给地方居民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使当地居民收入结构由原来的以传统农业为主转化为以现代旅游业为主，但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旅游开发，使得少数民族旅游地区的文化灵魂会黯然失色，其旅游产品的民族性和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似乎一直是一个矛盾的问题。要寻找一条保护与开发互相协调的发展之路，或许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也许可以通过智慧旅游发展实现转型。
　　
　　3.2.2 由文化真实性问题引起的旅游者体验问题

　　游客之所以要旅游，大部分是因为厌倦了日常生活中的一成不变，需要到其他地方去体验，并且人们都希望体验到的是真实，而不是虚假。但是由于旅游活动这一特殊媒介的作用使目的地文化面对外来文化时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和仆从性①,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目的地居民在经济利益等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可以出售自己的文化，而且为满足或迎合游客的需求无奈地对外来文化进行更大范围的妥协，有意识地为旅游的发展做出某些文化让步。由此看来，旅游地的人们似乎总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上。旅游者为了追求传统文化的真实性，往往忽视当地居民已经改变了的生活状况，而当地居民为了满足游客们“求真”的愿望，仍不得不继续扮演“职业土着”的角色。因此，当地的文化似乎就在这样的情势下被扭曲了。

　　当少数民族村寨发展旅游业打造旅游产品时，需要对原生态的文化资源进行转化，也就是要对原有的民族文化进行一定的再加工，使其艺术价值增大以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对少数民族村寨来说，传统的民间习俗和节庆活动是他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流传下来的，体现了本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理解和感悟，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外化，它们通常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按照固有的程式和内容举行的，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些活动逐渐被商品化、雷同化、格式化、程序化了。为了吸引游客，原本真实的民族风格、节庆、仪式、民族形象都被商业化包装后展现给游客，例如在贵州朗德上寨一位村民告诉笔者，十二道拦门酒原来仅在村寨中举行婚礼、满月酒这样大型的活动时才进行，现在开发旅游后，他们就将之变成了迎接客人的最高礼节。原来的芦笙舞、锦鸡舞都是在苗族大型节庆活动时，村民们才自发组织起来欢唱庆祝，而现在只要有客人来，他们就通过敲击锣鼓声作为集结号，苗族姑娘们梳妆打扮穿起平日里珍藏的苗族盛装准备迎宾表演。这使得原本在大型节日才进行的文娱活动改变了原有的传统表演习惯，变成了每天的迎客表演。这种断章取义的包装打造使这些民族习俗原本承载的文化意义被曲解，同时，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就是短期的、肤浅的、功利性的，出钱休闲的人们和为了经济收入而表演文化的人们是难以做到真正的沟通的，因此，游客实际上被挡在了他们真正想看到的东西之外。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追求文化的真实性并不等于保持原始，而是可以转变的，真实是可以被创造和变化着的。为了增强游客体验，必要的文化的创新也是真实文化发展中的组成部分，旅游中的文化真实性主要是要为游客提供一种旅游现实感，一种可以让他们体验当地文化的平台。游客真正希望分享的是少数民族村寨的真实生活，或者至少看到这里真实的生活方式。少数民族村寨智慧旅游的发展也许可以提供这样的平台还原给游客，让游客看到甚至体验到少数民族村寨里真实的生活。

　　3.2.3 由利益分配引起的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

　　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蓬勃兴起的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在其旅游发展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包括当地居民、政府、企业、旅游者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程度是其参与旅游活动、对旅游业的发展给予支持的重要驱动力。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过程中，长期存在文化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关系不明晰，政府与地方、集体与个人、开发商或投资商与资源主人关系的不协调，少数民族群众因利益不公平机制产生对立不满情绪等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效益下降的情况，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

　　例如乌当区偏坡布依族乡，是贵州最袖珍的少数民族乡，下辖两个行政村，总人口 1820人，2009 年，偏坡布依族乡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010 年成功打造为乌当区“泉城五韵”中的“醉韵偏坡”品牌。2010 年到 2012 年是偏坡布依族乡的乡村旅游发展得最红火的几年，每周末接待客人超过千人，农家乐示范点全部爆满，偏坡乡许多在外闯荡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回乡开办农家乐，以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少都成了农家乐的小老板，年收入在 10 万左右。但是，据偏坡乡农家乐经营户介绍，在 2010 年发展乡村旅游时由于游客太多，出现了诸如停车难问题、农家乐产品定价问题、非节日时活动安排问题等，政府当时成立了一个乡村旅游协会，协会的成员主要由乡政府旅游办的工作人员组成，主要负责组织村民表演节目，规范管理，搜集客源信息，把客人集中到户，将客人介绍到农家乐后，向农家乐经营户收取 4 元/人的介绍费和 2 元/人的停车费。据偏坡布依族乡里多家旅游经营户反映，只要协会带客人来大家都是愿意交钱的，但是他们渐渐发现，谁家和旅游办的关系好，谁家的客人就多，生意就好，与协会工作人员没什么关系的农家乐渐渐只有靠回头客勉强支撑着。在此过程中，偏坡乡旅游协会并没有考虑偏坡乡所有农家乐的经营户的利益，而是受短期经济利益驱使，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引起了很强烈的民愤，村民们因此对乡政府产生了对立不满情绪，矛盾不断加深。最后这个协会只持续 3 个月就夭折了，现在偏坡乡的乡村旅游协会依然有牌子挂着，但已经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空架子。由于政府换届后，原本实行的一些规定也不再实行，偏坡布依族乡醉饮人家的经营户，同时也是贵阳市第一批“民族文化传承人”的陈国芬，是偏坡乡的一个制衣全才，她告诉笔者，上一届书记为保护民族文化，实现布依服饰生活化，规定政府公务人员和教师在办公期间必须穿布依族服饰，违反规定的人员会被罚款，那时候政府请她赶制很多布依民族服装向外界展示布依文化，而现在这个规定已不再实施。偏坡乡原九年制学校校长陈女士告诉笔者，她为了让偏坡乡的布依族文化更多地展示给外界游客，将布依文化引进校园，专门请村民老师教学生们做板凳操作为课间操，并每周开一节刺绣课程，孩子们都很愿意学，但是后来由于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导致愿意教板凳操的老师人数减少，现在学生们跳的板凳操的质量已大不如前。还有原来学校的孩子们穿的都是布依族服装，而现在穿的基本上都是现代服装了。村寨内的基础设施缺乏维修，渐渐凋敝，整个偏坡布依族乡的旅游现状已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