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春秋时期的伦理意识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首都由镐京改迁洛邑，自此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476年的将近三百年就被称为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周室日渐衰微，诸侯国日渐强大而引起混战，这就造成了西周时期形成的宗法礼乐文化受到了极大地打击。而在这个时候，生产力发展，商业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遭受到冲击，这就对当时的道德伦理观念产生了影响。自从周武王建立西周开始，到周夷王时就己出现“开夷衰弱，荒服不朝”（（（后汉书·西羌传》）的情形，到好利暴虐的周厉王时，情况更进一步恶化，出现“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共和”局面，至周幽王时己是回天无力，被杀骊山，而后平王东迁，春秋初始。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诸侯之间弱肉强食的战争逐渐增多，纷纷挟天子以令诸侯，周王室的尊严遭受了巨大打击，情况渐趋恶化，诸侯很少甚至不再向王室纳贡，造成王室在生活中不得不向诸侯寻求帮助。如《左传》记载的“庄叔如周葬襄王”,这一事件的发生源于在鲁文公八年的时候，周襄王去世了，但是周王室没有办法给周襄王一个合宜的葬礼，于是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派毛伯到卫国寻求金钱上的帮助，但是到第二年才得到鲁国的帮助给周襄王办葬礼。当时还出现了一些周王室向诸侯国寻求生活帮助的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就可以让我们窥见，周平王东迁后，权利下移，基本的王室尊严都难以维持，可见周王室己经不再具有其宗法上的威严地位。春秋时期，冶铁手工业出现了。农业上金属耕具大规模使用，牲畜也用于耕作，私田被越来越多地开垦出来，使得西周建立和完善的井田制遭到破坏。
商业的地位也获得了提高。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整个王朝各个诸侯国发展的不平衡，这使得一些诸侯国变得愈发强大，诸如齐国一类。周王室统治力减弱、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个别诸侯变得强大、社会新阶层出现，对周王朝的严密宗法制度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这直接反映在诸侯国的变化上。在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以后，分封诸侯，此中姬姓诸侯国超过七十个，并且大多姬姓诸侯被分封在了物产丰饶的地方，而到了春秋时期则变成了近一百五十国中，姬姓国不到半数，这也是周王室宗法被冲击的重要表征之由于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出现的这种新变化，动摇了周王室宗法体系之根本，这就直接使得礼乐、宗法被破坏，时人基于礼乐宗法的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1.1.1孝伦理思想
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孝”伦理思想出现了一些新内容。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春秋时期依然继承了西周的宗法体系，其并没有发生革命性巨变，所以在这一伦理思想上，其内核与西周可以说一脉相承。“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①；“有孝有德，以引以翼。”②《左传》载：
“孝，礼之始也。”③无不说明有周一代的治世理念在于“礼”,而礼的根本核心之一就是“孝”与“德”.对于此，侯外庐曾经说过：“周人才把德孝并称，德以对天，孝以对祖。”可见“孝”在家庭中表现为对先祖、姚的感恩，在社会中就外现为“德”,而若放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对君的“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两面表现呢？这就要从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来一探究竟了。周王室自武王克商建立周朝开始，施行大分封，而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将有功之臣，尤其是亲属功臣进行了封功，这就造成了在血缘上，君是臣的父或叔，臣是君的子或侄，所以在家庭和政治中，很难将复杂交织的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彻底区分，这二者也就形成了族权与王权的对立和统一，在周王朝建立的初始阶段，这样的宗法制度有利于王朝统治的巩固，但是长时间发展之后，渐渐变成了此消彼长下的对立统一。至春秋时代，“孝”这一伦理思想从对先祖的孝，推延成为对父的孝，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当时对血缘关系最近的父亲的孝几可超越对先祖的孝。这就直接使得时人对现实生活的父子伦理越加重视，让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天命，认识人伦。《诗经·寥获》就有“寥寥者获，匪获伊篙。哀哀父母，生我动劳。
寥寥者获，匪获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晏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估？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周极！”诗句抒发作者对双亲养育之恩的深深感恩，其情深沉炽热。
1.1.2忠伦理思想的逐渐形成
“忠”作为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春秋时期己经为人们所熟悉，在《春秋左传注》中共有七十处出现“忠”字就可以窥见一斑。《说文解字》中释“忠”为“敬也，尽心曰忠。”可见它的内核是竭尽全部心力做什么事情，并不是指对君主的忠诚。这与《左传》“忠……天之道也。”和《论语·子路》“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由此可见，这时候的“忠”并未被局限于后世对君王、国家的范畴的道德概念而己。而对君主和宗族而言的“忠”是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衍生出来的。这个“忠”的内涵是对于事件或者他人竭尽心力。在宗族中，作为君之臣的个人又是宗族家庭的成员之一，所以“忠”还表现为对家庭宗族的帮助和贡献。如《左传》中记载季文子葬礼时说，按照周王朝的礼仪，大夫入硷是需要国君亲自观看的，当时鲁襄公就看到季文子的葬器里面没有重器，并且只有一份，且家中妾没穿丝绸，也没吃粮食的马。所以被赞叹“可不谓忠乎？”①可见，在当时人们“忠”的对象之一是公室。所以在《左传》中我们才看到“无私，忠也”这样的记载。与这个相关的还表现为对人民公众的“忠”,在《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了齐景公赐予晏婴J印殿及其属邑为食邑而被晏婴拒绝的故事，晏婴拒绝的理由在于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丰裕富饶，但是更要端正自己的德行，以此来对自己的厚欲加以限制，让其不要过分，而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由此见得晏婴在对待百姓具有公的道德感即“忠”,这个“忠”在政治上是与国君的德行要求是相同的。而后“忠”就上升到对人民、国家的利益竭心尽力的品德伦理层次，《春秋左传注·昭公元年》就记载“临患不忘国，忠也。”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春秋之世，“忠”这一伦理己经被视为对宗族、国家勤恳做事、鞠躬尽瘁。
1.1.3人本思想
在《尚书·无逸》中周公在对殷商的统治进行反思时就说到“能保惠于庶民”①，基于这样的基本的民本观念，他教导成王怎样统治王朝时就表达了他的观点，若想要“君子所其无逸”②，就要“徽柔爵恭，怀保小民，惠鲜鳃寡。”③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保持周王朝的统治。《左传》中季梁曾说“上思利民，忠也……夫民，神之主也，……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④，以上几句话足可以见得在季梁的心中，庶民的利益才是君王和国家政治应该必须遵守的道德和努力方向。只有民众生活得到保障，君王和国家才能得到神的福佑得以绵延。《春秋左传注·嘻公十九年》“司马子鱼曰：’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谁飨之？”,⑤中说小的祭祀连大牲口都是不能用的，更何况人是神之主，而祭祀是为了人，又怎么能用人祭祀呢？《左传》中也记录了晏子与齐景公的对话“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因此，若是您的继承人以后稍有怠惰，并且陈氏又还存在的话，他们可能就取而代之了。 以上足以说明在春秋时，在先民的心中，鬼神己经从遥不可及的、高贵的神坛走下来，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依靠，而只有人民百姓的真心归附，民富而后才能国强。将人的目光从天道慢慢转向人道。而最明确提出“人”的重要性的，当属子产在议论火灾时说道：“天道远，人道迩……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①子产是认为鬼神于人世而言，是遥远而互无关系的，人世的事情他们有怎么知道，怎么左右呢？灶又哪里知道神鬼之事。以上种种无不说明在春秋时期许多思想家己经提出了新的天人关系，即将人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再一切信奉遥不可及的鬼神。这也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夫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观念不谋而合。这就意味着人对自我的肯定，从对鬼神的信仰追求转而对自我人生的肯定。而孔子也说：“人为大矣。”以上话语都显示出孔子的贵人思想，这也揭示了孔子对人本身自我的思考和肯定。这一系列的民本思想下人的觉醒，使人们较前人获得了思想上的能动性，迎来了一个张扬自我的时代。
《左传·宣公十五年》载“初，魏武子有璧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蹭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②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下，人类自我贵重生命的意识己经逐渐觉醒，对身份低下的璧妾也是如此对待，这体现了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们对女性生命个体的尊重，也己经摆脱了更早些时候的人殉噩梦，使人们在“自我”“人”的意识之路大步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