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柔处下，以柔克刚

　　2.4静柔处下，以柔克刚。
　　
　　对于女性而言，不仅要拥有持家理事的才能，还要求对长辈尽孝，除此之外，女性还因为从属于丈夫的地位，依靠丈夫获得生活物质，所以她们必须还要有恭顺温良的性情，这也是时人对她们的道德要求之一。所以有许多女性为寻求社会的认同，始终以温柔来抑制自己的个性，控制自己对所爱的人事的追求，对自己反感厌恶的却不能果断反抗。这样的她们难免让人觉得她们的生命缺乏活力与热情。
　　
　　当然，她们之所以成为这样温柔的存在，并不是其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隐藏着对男性的恐惧，恐惧失去生存依靠。她们为什么只能依靠男性才能生存呢？笔者以为是因为男性的胆小心理，他们害怕女性比他们强势，害怕女性比他们有才能，所以在得益于先天赋予的体力优势，逐渐确立男性话语控制权的时候，以伪善的面目慢慢将女性客体化。他们教导女性要温柔，这样的审美标准何尝不是一种柔弱教育！
　　
　　乾天坤地、乾阳坤阴、乾男坤女、尊天卑地似乎就是《周易》给我们传达的这样一种弱化女性的宇宙观。其又以为阴阳刚柔合德有体才是天地正道为核心，教导女性要温柔恭顺，但笔者以为，其内涵应不仅止于此，应还有柔弱、卑弱的内核隐藏其中。这种仅仅建立在女男身体差异的薄弱基础上的先验性理论其实并没有任何有力的实验支撑。但是即使如此，这样的观念一直被中华民族，尤其是自西周建立以来的中华民族所推崇。
　　
　　而我们回望周王朝建立以前的女性，她们其实还拥有一定的权力，如女蜗传土造人的神话故事。虽然我们不能以这个神话故事来证明什么，但是从故事本身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造人神话中的主角是女蜗，她是一个女性，而非如欧洲神话中造人的是耶和华。而且女蜗在造人的过程中，并没有将男女分别造就，以显示男尊女卑或女尊男卑，笔者认为从这个神话中，至少可以看出，在那洪荒远古时，男女其实是平等的。另外商朝的妇好将军，她拥有自己的属地和军队，并能够领兵作战，可见其时对于女性的柔美还并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妇好作为商王武丁众多妻妾之一，也可以知道，女性的地位是呈现下滑的趋势。
　　
　　先典中记载女性出嫁皆用“归”字，如“之子于归”（（（诗经·桃夭》）、“女有归”（《礼记·礼运》）、“帝乙归妹”（（（周易·泰》）等，女性被休离却用“出”字或“绝”,如《左传》记载卫太叔疾休妻使用了一个“出”字，“祀桓公来朝，始朝公也。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炎区伯姬来归，出也。”从这简单几个字，我们却能发现不简单的含义。女性对于原生家庭而言只是一个过客，她们的人生真正的开始是从结婚开始的，成家后，她们才有家，所以她们因结婚到丈夫家生活叫做“归”,如果离开丈夫家回到娘家生活，就是从“家”里出来，所以用“出”.正因为这种从出生伊始，传统给予她们的教育就是没有安全感的，让她们感知自己的生命漂若浮萍，所以她们自小就知道自己卑弱的地位和“无价值”.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处境使得她们一生都要卑下温顺，常怀畏惧之心。这也就渐渐泯灭了女性与生俱来的生命脉动。
　　
　　女性在这样洗脑式的教育中，被历史渐渐湮没，难以走进世人的视界。即使留在历史记忆里，也多是贬斥多于褒扬，她们成为了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创造者，成为了被人们忽视的群体，她们在悠长的岁月里一直都是以沉默的姿态站立在历史长河里。她们却拥有最坚韧的力量，将人生中的许多苦难与忧患，用她们柔弱的肩膀承担起来，用自身的温柔、才智来实现生命意义。
　　
　　如桓公十三年时，楚国屈瑕、莫敖奉国君之命进攻罗国，斗伯比给他们送行。斗伯比在返回后对武王说，愿能够加派援军，皆因“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但是被楚武王拒绝了。楚武王回宫后就将此事告诉给邓曼听。邓曼在听闻事件经过后，劝勉楚武王要“而威莫敖以刑也。”①并且还分析了莫敖领军离别时趾高气扬的心理状态，希望楚武王能够予以督察。楚武王在听取了邓曼的意见后就立刻派上援兵。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援兵没有追上莫敖，最后以大军败北，莫敖自缘的结局惨淡收场。但是在这件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邓曼极具智慧与政治头脑，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政局之中，斗伯比以铿锵话语无法撼动楚武王的想法，而邓曼利用自己温柔而不强势的谏言，将利害轻重徐徐陈之。让自己在没有参政权力的情况下能够以自己的才能获得人生价值体现，这不可不说是她以自己柔婉谨慎的才智才能做到的。
　　
　　《左传》另外还记载了“秋，齐高发帅师伐营。营子奔纪郭。使孙书伐之。初，营有妇人，营子杀其夫，己为馨妇。及老，托于纪郭，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缝而登。登者六十人。缝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营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②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营妇人微力弱，无法报仇，就一直关注着国君动向，最终报仇雪恨。虽然营妇因营共公一个人的过错而赔上了一城人的命运的做法委实不可取，但是她那种不为自己弱小无力就向强权低头的精神的值得肯定的。
　　
　　《左传》还记载了季半界我以男女有别之理来论述钟建背过她，所以她取得了选取丈夫的自由。还有徐吾犯之妹因为长得美丽，虽然早己和公孙楚定亲，但是公孙黑爱慕其美貌，想抢婚，徐吾犯在得到子产建议后，让妹妹自行选择，她以夫夫妇妇为由，选择了自己爱慕的公孙楚。虽然在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背景下，季半界我和徐吾犯之妹并没有完全拥有婚姻自由，但是她们虽身居弱境，依然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委婉的方式取得了婚姻的选择权，可以说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礼教规约的反抗意识。她们并不以自身的弱势就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反而以积极参与的果断反叛强权，真是值得我们肯定。
　　
　　《左传》文本中还记录了许多这样处于下位，面对强权的无奈，但是还是用自己的柔韧坚持来表达自我内心的信念，如息妨面对不自愿的与楚文王的婚出姜在面对杀嫡立庶的欺压时，即使离开鲁国依然要向大众呼喊内心的冤，并不愿默默忍辱；穆赢为维护儿子的利益，坚决与赵盾争持还有晋文公妻姻屈姜氏、嘻负羁之妻、介之推之母等女性，她们都清楚了解自己生活在一个男性话语权的社会里，但是在面对有限的自由空间或者他人的欺辱时，以自己柔弱却坚韧的意志，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最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