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师资组成
师资情况对任何一所学校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以直接影响其教育质量。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师资就极为强劲，聘任选调要求较高，“教员由总办遴选陆军毕业军官品学优者调用”87,“科长教练官由总办遴选品学兼优陆军军官禀请委充；助教官军士等由总办咨商镇统，遴选镇中品学优长之下级军官头目等申请委充；堂中教练官缺乏或在演习忙迫时，由堂商请镇处拨派军官来堂帮教”88,讲武堂对师资质量上的要求还可以从其来源的多元国际化中看出。
一、师资来源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的多数教官为名校毕业，有京师大学堂毕业的，有来自各地的武备学堂的，一部分为保定系军校毕业生，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拥有留学背景，尤其是留日经历。1899 年，云南为解决新学的师资问题，准备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为解决留学生的语言问题，在云南武备学堂内附设了个方言学堂，专授外语，分别教授日语、英语、法语，为留学生出国作准备。“同年，昆明还在电报局内创立了第一所英语学堂，招收到 10 余名学生，教师是电报局的总管赞诚；另外，法国人吉里默在园通寺内创立了云南的第一所法语学堂。
这些外语学校的创办为云南的留学教育做了基础性的工作。”89云南自 1902 年开始派遣留日学生，第一批派遣了钱良骏等 10 名，1903 年，云南派出第二批留日学生郭有濬等 10 名，于 1904 年到达高峰，“仅这一年到日本留学的云南籍学生即有 100 余人。其中到日本后进人东京的振武学校的就有 30 余人，入其他学校的有 88 人。他们当中有官费生，也有自费生。学习各种学科的都有，以学军事的为最多。到了 1907 年，进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达 199 人，其中云南籍学生就有 22 人，占了十分之一强。”
据学者研究，“1902 年至 1911 年 10 年间，云南至少派遣了 360 名留日学生。”91数目的不确定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官方难以统计的自费留学生。至 1905 年，到日本留学的云南青年学成后开始陆续回国，“进入云南教育、军事和政治领域，担任要职。他们将自己学到的先进知识和观念带回云南，逐渐撕破了厚幕重重、落后保守的封建罗网，在思想领域尝试为云南人民打开一道大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92.1908 年，云南留日陆军学生为殷承瓛、李伯庚、杨文彬、赵钟奇、张子贞、姜梅龄，刘祖武、唐继尧、黄毓成、李敏、李根源、郑开文、叶荃、顾品珍、赵复祥、李鸿祥、张开儒、庾恩旸、冯家骢、沈汪度、潘耀珠、李钟本、李沛、赵鳌，周永锦、杨发源，共 26 名。93这一批士官生中的很多人回国后加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初创的领导、教官队伍中。在云南讲武堂办学过程中有许多有留日经历的教官，例如：高尔登、李根源、罗佩金、张开儒、李伯庚、赵康时、李鸿祥、谢汝翼、庾恩旸、方声涛、沈汪度、顾品珍、刘祖武、刘法坤、唐继尧、李烈钧、韩凤楼、刘存厚、孙永安、叶成林、余鹤松、王廷治、李万祥、张子贞、杨友棠等等，这一任教群体成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一大特色。
他们“有的委派在讲武堂任专职，有的委派在第十九镇带兵，而在昆明附近的带兵官，在讲武堂担任专职或兼职，兼任了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原统计有 40 余人。
当时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和文职教官，成了留日学生的集中地，是他们回国后谋出路的一个场所。”94留日教官接受过更为先进的军事教育，思想也更为开放，他们仿照日本的军事教育模式，再根据云南的实际情况来办学，使得讲武堂拥有相当水准的军事教育质量。
据李根源的《新编曲石文录》中记载，讲武堂办学初期有 47 名教职人员，大致包括了教授前三期学员生的教官，他们是高尔登、李根源、罗佩金、张开儒、李伯庚、赵康时、李鸿祥、谢汝翼、庾恩旸、方声涛、沈汪度、顾品珍、刘祖武、吴广仁、刘法坤、唐继尧、李烈钧、韩凤楼、刘存厚、孙永安、叶成林、余鹤松、王廷治、李万祥、张子贞、李文治、张含英、马德骥、王清言、李钟本、李沛、杨友棠、夏绍曾、李华、曹友忠、屈竣、施以惠、周友蒸、张鸿翼、施汝钦、陈兴廉、缪嘉寿、陈官箴、黄德厚、郑榛、李恩焕、张杰。95这其中的大部分教职人员都拥有留学经历，使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办学之初就有了很高的师资基础。
《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中记录的讲武堂办学初期的教职人员96:总办：高尔登（留日）；监督：李根源（留日）；提调：张开儒（留日）；军事学教官：李伯庚（甲班主任/留日）、赵康时（乙班主任/留日）、罗佩金（留日）、李鸿祥（留日）、庾恩旸（留日）、谢汝翼（留日）、 吴广仁（留日）、 顾品珍（留日）、 沈汪度（留日）、 方声涛（丙班主任/留日）、 刘祖武（留日）、 孙永安（留日）、 李万祥（留日）、 叶成林（留日）；丙班学生队官长：第一队：队官：辛丞贵（本校），排长：何荫祖（本校）、章世恂（本校）、杨乘时（本校）、李柱清（本校），第二队：队官：章斐然（本校），排长：
熊维普（本校）、蔡自煇（本校）、孙必芳（本校）、李廷梁（丙班学生第一学期普通学教员）、李文治（第一期国学伦理教员/留日）、张含英（第一期代数几何教员/留日）、马德骥（第一期算术代数教员）、 王清言（第一期算术代数教员）、 李沛（第一期几何三角教员/留日）、杨友棠（第一期地理教员/留日）、夏绍曾（第一期历史学教员/留越）、 李华（第一期英文教员/留英）、 曹友忠（第一期法文教员/留法）、 屈竣（第一期算术几何教员）、施以惠（第一期国文教员）、周友蒸（第一期国文教员）；执事官：缪嘉寿；军医长：陈官箴；军需长：陈铭。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官中留日学生占绝大多数。基本上在辛亥革命以前，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学教官大部分由留日士官生和留学日本其他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担任。随着学校的发展，原讲武堂本校早先毕业的学员生和国内其他高等军事学堂的毕业生逐渐来讲武堂任职，并在后期占有很大比例。
二、教职人员代表
云南陆军讲武堂师资雄厚，优秀教职人员众多，这里只提出其中拥有决策权力并且对讲武堂的创立和发展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两个代表：李根源和唐继尧。
（一）李根源
李根源可以说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初创时期的核心人物，虽然其主持讲武堂的时间不超过两年，但讲武堂在他任期内得以确立办学模式，才有以后的发展壮大。李根源于 1904 年赴日本留学，先入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完成预科学业。1905年 8 月 20 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是加入同盟会的第一批成员之一，参与创办了《云南》杂志。“回国后成为同盟会云南支部，以及同盟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云南支部的主要负责人。”
完成预科学习后李根源进入日本陆军联队实习，再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士官学校学习。1909 年初，“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在考察云南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人才过程中，就有人向他反映：李根源，才识出众，为人稳重。沈秉堃对其它的情况并不甚了解，由于云南筹建新军过程中急需人才，故急电李根源，要他见习士官毕业，立即回云南效力。”
鉴于此，同年毕业后，李根源返回昆明参加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工作。创办初期，作为监督兼步兵科教官、后又继任总办，李根源积极筹备，他在选择校址、规划校区、拟订章程、招生编班、选编教材、课程设置、选聘教师、购置设备等方面都进行了规划和改革③，为讲武堂的顺利开办创造了条件，吸引了许多学生前来报考，教官队伍也逐渐增加，使讲武堂的规模不断壮大。任职期间李根源在学校大力传播民主革命精神，他向学生讲述明初将领沐英推翻元朝在云南统治的事迹，并于讲武堂校址内建立了思沐小墅，希望能激发学生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这座小墅的意思就是“思沐，志在匡复。”李根源还曾在思沐小墅落成时赋诗：“小筑承华近水滨，西平遣泽百年新。九龙一夜惊雷雨，桃李花开天下春。”表达了对学生们寄予希望和推翻清王朝的决心。在他的引领下一批同盟会员来到讲武堂任教、成为同盟会革命活动重要据点④。因为革命活动的展开，云南当局几次想关闭云南陆军讲武堂，但都在李根源等维护之下安然度过，朱德曾说过，“满清政府对于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忍的。对于讲武堂的摧残是非常严历的。李根源先生对于学校的维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凭着他的革命热诚与灵活的手腕，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个革命的熔炉才得保持下来”①。
1911 年 8 月，因其革命活动被云南当局发觉，被解除总办职务，调任督练处副参议官。1918 年 9 月上旬，李根源在广东韶关创办韶州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9 月 20 日正式开学，任监督，1921 年 9 月 20 日，韶关分校办学结束。
（二）唐继尧
唐继尧 15 岁考中清朝秀才，1904 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振武学校，然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校期间加入同盟会。1908 年 10 月毕业，1909 年返回云南，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1911 年 10 月与蔡锷、李根源、罗佩金等发起昆明“重九起义”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总办。
唐继尧对云南陆军讲武堂主要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在其主政时期扩大了讲武堂的招生范围，不再限制地域条件，全国各省、周边各国还有南洋华侨的青年均可报名；二是在创办云南航空学校时摒弃了性别歧视，招收女性青年，甚至还招收了外国的女学生入校学习，这种破除封建思想的开明观念是相当进步的。在这里不讨论唐继尧本人政治上的是非功过，只谈其在云南军事教育上的贡献，他确实在客观上极大促进了讲武堂乃至云南军事教育的发展。
以李根源、唐继尧等为代表的这些优秀、出色的教职人员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学质量的保障，他们认真教学，对学员生严格要求，组织实战演习，引导生员的精神奋进，为讲武堂培养军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师资条件。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人员的概况见本文附录部分“表 A. 云南陆军讲武堂主要教职人员汇总表”.
第五节 经费运行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员司、弁役这些职员的薪饷及杂支各款都是按月向陆军粮饷局支领的；修理房舍，制办寝室、办公室、讲堂、器械库、饭厅、厨房、会议室、体操场、浴室、马廐等应需器具及学生服装和采购马匹等事项也由陆军粮饷局办理；添置各班文具，丙班学生缮费由堂领款备办；陆军学员伙食和服装均须自备或缴款备办；防营学员薪水较少，除服装需自备外，每月伙食由学校发给以示体恤；学员及学生的被枕毡毯均由学校发给，以期整齐；额支、杂支各款每月底由讲武堂造册呈报督练处督办批局核销。
讲武堂主要支出经费大致可分为额定支出与杂支活款两类，额定支出如表2.1.杂支活款主要为购买图书器具及各兵科教育品，此类物品由讲武堂请款购办；其余是学生、差弁、护兵、杂役、马夫等的冬夏两季的服装鞋帽需按等级发放。此类杂支活款数目难以预计，急需的物品由堂随时领款购办，然后据实报销。
云南陆军讲武堂初办时期每月薪饷支出二千三百五十九两二钱，年支出二万八千三百一十两四钱，加上杂支额款，每月共支出额款三千五百五十五两二钱，每年总计需支领经费达到四万二千六百六十二两四钱，费用不可谓不高。
表 2.1 中各兵科教习的薪饷其实预定为每月一百两，但开办初始每月实为八十两，教官既各科科长的薪资“分别达到了当时十九镇新军中管带和标统（即营长和团长）的收入水平”①。1910 年，李根源接管讲武堂后，规模扩大，各职位薪资也相应有所增加，学生的月饷由镇拨领。讲武学校时期每月发给学员津贴为十元，李范奭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学生的月津贴为 3 元钱，“相当于普通市民的一个月生活费”②，可见当时讲武堂无论是教职员工还是学员生，待遇都比较优渥，充分的经济基础更能保证学校教育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