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局限性与现代价值
以“以成败论英雄”的言论去评价某一思想是肤浅的，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对于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价值权衡，我们必须要坚持以科学的、历史的眼光去判断。墨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其开创的墨学学派曾为显学，极具盛名，然至秦汉，衰败成为绝学，直到清朝中期，才逐渐复兴。《墨子》一书两千余年的湮灭史，从侧面揭示了其历史局限性；而后的涅盘重生，也证实了其深远的文化价值和影响。
4.1 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非攻”军事伦理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它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墨子出于小生产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实际政治理想却超脱了现实社会，使得其理论不免会有些空想主义之谈。其次，“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内在矛盾，即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墨子提倡平等互利，又将希望寄托于封建诸侯；另一方面讲究“诛无义”,却又借以“天鬼”的神秘色彩作为一种权威的表达。
4.1.1“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兼爱”--乌托邦理论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的以小生产者阶层为代表的下层庶民，他们对于自身的物质需求，强烈地渴求能够过着安居乐业的理想生活。由此，社会各派的思想家们踊跃而出，针砭时弊，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热潮。墨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有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为呈现一片天下和谐的美景，为天下庶民博求平等生存的权利，一生都在为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主张而努力，甚至不惜以“身先士卒”、“死不旋踵”的奉献精神来殉其道。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是深刻的、积极的，却也表现了一定的空想性。
第一，脱离了现实社会关系的理论，必然沦为空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墨子从“人之所欲”的自然人性论推导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伟大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社会同利的美好国度。只可惜“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并不能真正地触动现实社会的根本制度和社会秩序”①。春秋战国是一种以地主阶级为主导力量，以私有制为经济制度的阶级社会。地主阶级与小生产者阶级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阶级利益的矛盾对抗中，整个地主阶级来是绝不甘心被推翻、被赶下历史舞台的。因此，墨子想要打破世俗观念的枷锁，触动了封建统治者们的利益，实现其平等互利的政治理想，无异于天方夜谭。
第二，脱离了群众力量，光靠形式上的理论是不可能对强权政治造成冲击的。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墨子并没有发现并认识这一点，他的思想虽然是从为万民谋求利益的目的出发，却没能紧紧的依靠和团结人民的力量，通过斗争的形式来实现其美好的政治诉求。反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封建诸侯身上，希望其认可自己的主张以及付诸实施。同时，又提出“天鬼论”,试图能对统治者们形成一种无形的震慑，使之不敢不公正廉洁。然而，这样的希望寄托、这样的无形震慑，仅仅是表达了小生产者们对安居乐业生活的憧憬和认知之浅薄而已。
第三，“兼爱”的浓度以及真诚性值得商榷。墨子讲“兼爱”,要“兼天下之人而爱之利之”.就这一点来论，不说远在 2000 多年的春秋战国，就说发展至今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没有实现的。墨子所谓“视人之国如视其国”、“视人之父如视其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看待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父亲如他国、他人之父那般疏远呢？虽然墨子提到了“兼”,要求做到一样、同等的对待。但这样一来，却忽略了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是不可能被一种所谓“兼”的要求逾越的，特别在剥削制度下的封建社会中就更加不可能了。因而“兼爱”这种同等爱天下人的浓度和真诚性是难以得到保证的。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墨子“兼爱”的目的是为满足人之自然欲求，这种“爱”的情感是出于功利主义考虑，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心里的协调性，“具有理性的自觉与外在性质，故它也无法担保爱的‘真心实意',这样的爱即使其’兼‘的范围最广，却无质量可言，会沦于空洞的形式主义。”
第四，对等互报的道德情操在阶级矛盾中难以施展。对等互报，是墨子实现“兼爱”社会提出的最根本原则，“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相互平等。而国家或人的行为总会或多或少的作用、影响到其他国家或人。因而，在处理国家事务、人际关系的同时，就必须将自己作为行为假设对象，设身处地去考虑这种做法对他国、他人而言是利是害。但是，面对阶级矛盾，墨子的道德想象往往又行不通。“然而何为为之？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饰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之王……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饰攻战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①，从墨子与好攻战之诸侯间的谈话可见，封建诸侯对广大民众为其创造的社会财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将自身的利益摆放在第一位，并可为此而征战天下。是以在阶级矛盾的对立两端，要实行对等互报这一道德行为是困难的。
第五，道德实践同一的虚幻性。墨子在标榜自己道德的同时，更希望他人也能从事于这种道德实践活动，以此来现实其“兼爱”的政治理想。故而，他极力推崇“尚同”的政治主张，“天之欲一同天下之义也，”意在尚同于一义，以天子专制来抑制人言，统一思想，统一行为规范。由此看来，整个天下成为了天子的“一言堂”:“天子所是，莫敢非之；天子所非，莫敢是之；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天子所教，无有敢纷。”
那么，以如此绝对的专制制度服务于天下，又岂不违背墨子他自己说“兼爱”的初衷，一边说“爱无差等”,一边又兴“尚同”,弃他人、他义于不顾，这何来人格平等、地位平等呢？荀子曾说的很对，“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畸，则政令不使。”这种尺度的专制法令只会使得各个阶级间的矛盾加剧，最终造成社会秩序的毁灭，虽然不敢说会因此而导致历史的退步，但若要说能推动历史进步，那力量也是微乎其微的。
4.1.2“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理论局限性
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深层次矛盾是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古代社会民主思想和封建“天授王权”思想相矛盾，集中体现了小生产劳动者物质力量的薄弱，以及对历史发展所固有且弱小的矛盾心理。
在政治上，墨子“为民请命”,希望社会人人平等互利，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想要实现自己政治主张，最有效的还是上行下效的方式，以“兼君”之权威力量和道德示范，从而影响国民，形成学习风气，使之“兼爱”政治理想得以普遍实现。墨子的这种认识，如果说是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应用，应该是得当的，通过“名人”效应促使道德进步无可厚非。但于封建社会当中，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认识。剥削与被剥削是封建社会的特色，将被剥削者的利益诉求寄托于剥削统治者，同时还必将侵犯至剥削阶层之利益，这岂非正有将民众送入“虎口”之嫌。如果真像墨子所言的社会一样“兼相爱，交相利”,那这个社会则必然不会是封建社会，而是平等主义社会。而要让封建主义社会变革为平等主义社会，则必须会通过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方式则绝不可能是表现为“上行下效”.
在军事上，一方面墨子支持“诛无义”的正义战争，列举“汤伐桀”、“武王伐纣”的事例证明了墨子对推翻暴权统治的坚定立场；但另一方面，墨子又提出“天鬼”赏贤罚暴之能力来规避战争的理论，“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天乃命汤于镳宫。”
由此，所谓正义的战争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一定是要拥有对统治者残暴而“出诛”的正义之所在，又必须要有着“天鬼”的首肯。这其中之矛盾，其实正是墨子“非攻”军事伦理学说的最为薄弱之处。乱世之中期盼和平，却寄托于虚幻之“天鬼”,而“天鬼”思想又不过是封建社会中支撑人们的言行的所谓借口和理由。
“天鬼”思想在夏商周时期非常盛行，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就是以“问天”的形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虽然，在军事战争中，“天鬼”思想既可以是发动战争的正义理由，也可以作为提升将士们的必胜信念。但是，这种宗法思想毕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缺乏客观的现实依据，从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这类宗法意识必然将退出历史之主流。因此，在“天鬼”观念相对没落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子仍提倡“君权神授”的思想，只能说明小生产者缺乏一种扭转乾坤、翻天覆地之精神，而“小生产者盼救星靠长官的思想，往往成为专制主义存在的重要社会条件”②。
结语：墨子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着名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他的思想虽至秦汉基本不存于世，但实际上，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中，在广大平民阶层之中，始终是没有中断的，只不过没有同墨学联系而已。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可能在全社会得以贯彻执行，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各异决定了其思想的本质属性和目的。当然，历史也充分证明，墨子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与之当时的封建社会结构和秩序是不可融合的，以及其学说也因其内在矛盾的冲突而至不能自圆。所以，他的思想被时代所遗忘也在情理之中。
4.2 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差点成为绝学的墨家学说，再次出现在人类文明之殿堂，既意味着其有着跨越时代的超前意识，也体现了其对当今世界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依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之言：“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化时期，并不是如同一些风蚀剥落的石块那样仅仅作为以往时光的见证，而是潜藏着巨大的能量，随时准备再次发挥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然虽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亦不妨碍对当代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我们要做的便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4.2.1 对培养和发展我军军人道德人格之借鉴
墨家学说是形成于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自秦之后就消亡了。但墨子本人的道德人格力量，对追求理想道德人格的执着信念和朴实作风，以及其学说的精神实质，仍然深远地影响着后世。
一般来说，道德人格即是个体基于良心的道德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向善意愿与善良的行为取向。对于每一个社会人来说，道德人格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提高精神境界，端正行为目的，以及升华个人修养等，从而达到健全个人的作用。
与之相应，优秀的道德人格是军人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其不仅能强化军人独特的荣辱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能保证军人有效地履行军事职责。因此，在构建和践行军人核心价值观之时，军人必须要正确领会道德人格的实质所在，努力培养自身高尚的道德人格，充分挖掘和发挥道德人格之意识力量，将之化为推动军事伦理事业建设的不竭动力。
在墨子“非攻”的思想当中，为完善我军军人道德人格注入积极内容的第一点就是：墨子的平等互爱互助之信念。墨子力倡“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主张，“爱人若爱其身”的思想具有一种“虽不相识，却爱以至”的博大情怀。这种情怀与当代西方基督教主张的“博爱”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相通性，都是以爱天下人为主要目的，但就其内容上则是大相庭径，西方“博爱”讲究是的“宽恕之道”,正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墨子不同，他的“普爱”情怀是出于“利益”来考虑，有财相分，有利相交，实现社会同利才是根本目的。
这一点虽有原始社会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但是“推己及人”的总方针却当前是最为值得提倡的价值观念。培养墨子这种平等互爱互助之信念，有利于推动我国现代化军事道德建设：其一，能够促进我军军人“和平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当今是一个“大致和平”的时代，“合作共赢”才是国家发展的正道所在。
因而，我们的人民军队要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其重要作用，“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
不仅要始终维护和促进我国的和平发展，也要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维和、救援、反恐的行动；其二，能够提升我军军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军事实践活动中，我们的军人要有墨子“兼爱”的情怀，要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不只是体现在我军将士之内，对于战俘，更要“不加侮辱，不搜财务，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②。
第二，墨子的敢于牺牲奉献之精神更是为我军军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发展导入了鲜活的动力。墨子的一生都在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呐喊而奔波，想救民于水火。孟子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语，从侧面高度赞扬了墨子舍己奉献之精神。“不惮以身为牺牲”、“杀己存天下”不仅是墨子的人生格言，同时也是其以身赴义、杀神成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长期实践行为。
墨子这种成义之大端的精神和作风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军人学习和提倡的，也是其应该拥有的品质。军人是一种特殊职业，具体的表现在军事实践活动中总是要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不是直面战争，就是准备战争或遏制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讲，从事于军人职业，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因此，对于肩负着保家卫国使命的军人而言，要始终甘愿为国家、为人民利益而牺牲奉献，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在为难时刻，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三，墨子的严守信条之道德意识为我军军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发展也灌入了新的活力。墨子主张“尚同”,不仅是带有“一统天下于一义”的政治色彩，而更有着严守信条的修身成分。“兴利除害”是墨子的人生准则，他也希望天下人都能以此准则来严格规范自身行为，达到“正己身”的效果。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①从这段文字中，胜绰因为厚禄，三次助齐伐鲁，违背了“兴利除害”的根本原则，故而墨子使高孙子请而退之。因此，每一个军人都要自觉地养成坚守信念的道德意识，并将之内化为军人的道德行为准则。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务并践行这一宗旨是我军军人坚定不移的使命。在长期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坚定的信仰有助于军队战斗力的形成和增强。战争是人类社会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暴力形式，战场上的每一个军人都时刻面对着生与死、成与败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与官兵的浴血奋战是紧密相连的。而要始终保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战斗精神，靠的就是军人心中的执念，想着后方的祖国大地和要守护的 13 万万同胞，军人们的英雄气概将会显露无疑。另一方面，坚定的信仰对于战败被俘虏的将士们保护祖国之机密不被泄露，以及力行忠贞爱国永不背叛的誓言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当面临残酷的刑讯时，坚忍不拔的信念会让战士们守口如瓶、宁死不屈，绝不会做出投敌叛国的举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是此等写照。
第四，墨子倡导的身体力行之实践磨练，有助于促进我军军人道德人格的形成。“言必信，行必果”,墨子强调修身，首要的要求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是局限于诸如儒家“反身而诚”、“见贤思齐”等“吾日三省吾身”式的道德自我内省体验，而更是增加了一项长时间实践磨练途径。“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
只有通过实践磨练而形成的道德人格，才能算是达到的本固，而本固者，志远智达，言信行果。其次，墨子修身，更注重“以裘褐为衣，以趾跤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等吃苦耐劳的磨练方式，认为艰苦卓绝的身体力行更能促进自身道德内省和践履的进步。最后，墨子的实践磨练必须植基于一个根本原则，“合其志功而观焉”.虽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好的动机都能得到好的结果，也往往会有其他的因素或自身的认识不足而导致结果相反；但是，动机对于人类道德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行为的选择和方向。所以，人在社会实践中要做到公正而不偏颇，就应该坚持全面性、两点论，使之动机和效果有机的相统一。对于在生活条件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了不止数倍的现代军人来说，想要不被环境影响志向，就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的磨练人格的训条，并且长期的实践磨练自身，如此才能拥有坚定不移之信念、威武不屈之意志以及高尚的军人道德情操，面临危险而不乱，面临生死抉择而大义凛然。
4.2.2 对提升我军“和平之师”和“正义之师”的道德形象之价值意义
“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大会上的讲话。“三个必胜”既是承史启今的启示录，更是继往开来的宣言书。
当前，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主张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建设的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人民最大的愿望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军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使命，但是从来就没有缺少和改变对核心价值的追求。我军之所以艰苦努力奋斗，其全部目的归结为一点即是切实维护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我军不仅是一直刚猛之师、胜利之师，更是一支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军队。
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将面临着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的政治和军事威胁，领土争议、边界纠纷的国家主权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动乱，各国发展极不平衡所造成的利益矛盾，文化差异引发的政治冲突，以及军事科技推陈出新带来的毁灭力量等六个基本问题。为此，我们的军队有必要利用军事训练转型为依托，在快速适应和应对面临的各种安全危险、完成多样化的军事任务过程中，切实有效的提升我军“和平之师”和“正义之师”的道德形象，为维护和平与发展以及将来不期而遇的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些年，我军通过不断加强对外的军事交流，与许多国家的军队建立了友好、互信和合作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登上了国际舞台。联合国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中外军人联训联演、海外护航、军事访问等，无不展现出我军“和平之师”的优良形象。但让人遗憾的是，我军为和平发展所做的贡献却不能令所有人满意和信任，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层出不穷，有的诬称“中国已有取代前苏联在亚洲构成主要安全威胁的迹象”①；也有毁谤“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石油--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②；甚至更有人污蔑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的友好经济合作关系为“新殖民主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试图摧毁中国“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事实胜于雄辩，对于此等言论我们可以不必理会。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资源、技术、人才等在世界范围内将自有流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同甘共苦”的局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军“和平之师”的道德形象必然将再次迎来挑战。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借鉴历史来将今天的世界建设得更和谐美好。2000 多年前，中国古代先哲墨子无疑是有着先见之明的。当今我国的和平理念恰似印证了他“兼爱”、“非攻”的政治理想，虽不至于到了“爱他国如爱己国”情深意切的地步，但一定是尊重主权平等、互不干涉他国内政、合作共赢的总方针。面对当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来说，要着力提升我军“和平之师”在国际中的道德形象，首先要做的就是更进一步地解放思想。这一点，墨子“兼爱”、“非攻”思想就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兼爱”思想的着力点是天下之民，对现代来说，是整个世界的民众。所以，仅限于我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应该切实有效地缓步拓宽，我们“和平之师”的政治理想、道德要求也应该从以国家国民为核心，向着兼爱世界各族人民为目标而前进；与之同时，“非攻”思想也可使得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不攻自破，切实地维护了我军“和平之师”的政治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主张和平发展，“和谐”这一词贯穿着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政治，对待本国是积极创造和谐社会，对外则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体现了我国对和谐的重视与对内对外政策的统一，这不仅是升华了我国的外交理念，也是我国对未来实现和谐世界的美好期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虽然主张和平，但这是积极平和，绝不会是消极和平，不可能一味的做出让步和妥协。
在和平的基础上，我们必然会伸张正义。无论是同国民党反动军或是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革命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历次自卫反击战的伟大胜利，无不彻底地展现了我军“正义之师”的光辉形象。
战争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发展起来的社会产物。然而，战争中的敌对双方普遍都会宣称其所发动的军事行动是符合正义的：或曰“神的旨意”,或曰“替天行道”,或曰“以战止战”等。但是，不论战争双方如何美化战争的正义形象，却始终脱离不了对各种现实利益的追逐。出于“神的旨意”或说“替天行道”而发动的战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隐藏一颗自己追逐权利和展示权威的野心；而宗教所发动的所谓“圣战”,其背后真实体现的也不过是不同教区间的政治、经济利益之争。这些以关于正义而发动战争，其本质依然是对领土扩张和财富追求所找的借口而已。所以，对于战争正义性的考察，我们必须分析每一个军事行为的真实意图，寻找其背后的利益指向。
在新时期，我们将面临诸多阻碍和挑战，不仅要对战争因素的威胁进行防范，也要对非战争因素带来的威胁进行处理。因此，要促进我军“正义之师”道德形象的进步，就不能局限于过去的打正义之战、革命之战、反侵略之战等的“传统安全威胁”,而必须要着眼于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恐怖活动、边防冲突、突发性自然灾害和疫情等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成为危害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出问题。
因此，“非战争的军事行动”将日益成为国家运用和展示军事力量、达成经济政治目标的重要方式。墨子有一句话说得恰到好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我军“正义之师”的道德形象要提升，就必须要坚持以“天下之利”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使用军事武装力量反恐、平息动乱、联合军演、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等多元化方式发展。只有这样，我军才能全方位、多层次的展现“正义之师”的良好形象，争取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鼎力支持，为应对以后的多种安全威胁，掌握更大的行动主动权。
4.2.3 对构建和谐“地球村”的国际关系处理之启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发展也是我国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党的历代领导人对于始终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有着明确的表述：“中国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绝不搞侵略扩张，永远不争霸、不称霸，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①、“中国没有霸权主义基因”,这是我国政府的庄重承诺。可以说，中国与世界各国是朋友，不是对手，更加不会是敌人。“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国古代贤者们的这一些哲学理念，早已融入了中华各族人民的性格之中。
劳动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本质上说，要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关系和谐，人民群众始终是其决定性因素，处理好世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和谐”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墨家思想的精髓恰基于此，墨子从战乱年代的社会实践中认识到：人的平等才是国家社会和谐和国际社会和谐的保障。虽然从具体范围上讲，墨子所认识的“兼天下之民”并没有当今世界人民之广，但其所站的道德起点，与今天的“和谐”是相同的。2000 多年过去了，曾与现实社会脱轨的墨家理论，再次发挥了其应有的光芒。它的作用不只在于符合当今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的大势所需，更在于对现在的国际环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一，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为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互利共赢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墨子主张“兼爱”,意在表明一个平等的立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的平等，只有平等了，才不会产生阶级矛盾，以此才能杜绝剥削劳动力的作为，形成一个“富不侮贫”和谐秩序。墨子更进一步提出“非攻”,以人平等的关系应用于国家之间，完成一个“强不执弱”的国际政局。依照这一逻辑，不仅根除了“内乱”之源泉，也切断了“外斗”之根源；既是切实保证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是奠定了国家之间合作共赢局面的基础。
第二，墨子的“重备”和“同救”思想，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以及构筑国际生命防线打造了安全之盾。要清楚地认识现代各个国家在军事上的争锋，尽管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但各国各族依然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国家利益始终是高于一切。而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无疑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因此，对于能够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墨子对于国防建设问题与当今大部分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这是保障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是不容置疑方针政策。常言道：“尊严来自实力，落后就要挨打。”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国防建设就是其考察的重点。
在我国历史上，历来有一句军事古训：“唇亡齿寒。”墨子正是这一古训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有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这种思想决定了墨子不仅有着“重备”的国防策略，更有着“同救”的安全意识。他主张“同救”,即是在太平之时，“立义之明，德服天下”,与各国成立友好邻邦；于战乱之时，救被侵略之国于水火；受危难之时，将有国相依。
这样的“同救”就是要持“正义之名”治世之乱。在我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我党所坚持就是这样的原则，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共御外敌。于当今的世界环境，我们更加有必要提升“同忧”、“同救”的安全意识，建立多边安全体系，增加友好国家间的政治、军事互信，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建设国防力量，以备不时之需。
第三，墨子“有义征无义”的军事战略伦理观，为同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相抗争确立了道德制高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恐怖主义肆意作为是制约当今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霸权主义国家为了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惜花费天价战争成本干涉他国内政，对外却道貌岸然地宣称是为解放人民而来，为全世界人民利益而来。而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是更多的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更多无辜的百姓失去生命；面对对人道主义精神弃之不顾的恐怖主义肆意妄为，以谋杀、掠夺、侮辱平民的等做法拍成炫耀其残酷的视频，我们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生命在利益面前竟是如此的脆弱，要实现世界和谐，谈何容易？
墨子“有义征无义”的军事伦理思想对现代来说具有充分的价值。他主张和平，却不反对所有战争，对正义之战，他是支持的。他所说的“义”,与之“利”紧密联系，与天下之民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墨子军事战略观所站的道德高度是至高无上的。“有义征无义”思想主要内容涵盖了军事战争和非军事战争两个层面意义。在各性质军事战争中，其表现方式类似现代所说的“革命性的阶级战争”、“自卫性的反侵略战争”等。中国的“抗美援朝”
就体现了“有义征无义”的精髓。在非军事战争行为中，“有义征无义”具体表现在援助方面，如“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等军事人道主义援助。因此，我们在大力倡导和谐发展的同时，更要坚持“有义征无义”价值标准，敢于同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政权做长期斗争。
第四，要充分发挥墨子“兼爱非攻”思想的和谐价值力量，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武力形式并非是实现世界和谐唯一有效的途径，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力量也是实现和维护和平源源不断的能源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知识爆炸，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时代。要使得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就必须要求同存异，取得一个共同的“和谐”价值观。墨家的“兼爱”“非攻”等重要思想内容为现代和谐世界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它紧紧地联系了全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倡导其互爱互利，以此实现国际社会同利同爱。恰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4.2.4 与当代国际法思想发展的有机对接--“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普世性意义
在饱受战火摧残的春秋战国时代，基于以武装侵略为主导，侵犯他国利益为突出现象的社会背景之下，墨子提出了关于“兼爱非攻”的政治理念。这种主张“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视人国如己国”等的思想观点，于当今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是极具价值意义的。
对于墨子的博爱思想，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曾作出了高度肯定和赞扬，他指出：“从国际角度看，到处都在泛滥着自我和狭隘的偏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赞成博士所说的墨子的主张，即普遍的爱。这种精神最切合时宜。墨子关于舍去利己，树立爱他的兼爱学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就是说，正如谴责侵害他人牟取私利的强盗行为一样，也应该谴责大国侵害小国，大量屠杀以及破坏经济的行为。这种理论是极为近代化的。只是墨子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
确实，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不但是一部完整的世界性理论，而且就现代的世界性理论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更是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
国际法，又称之为国际公法，是指国际法律关系主体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它不用于国内法，国内法指的是国家内部法律，用于调整其管辖之内法律实体的行为。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作为对现代国际社会有着重要价值的世界性理论，必然与国际法思想有着密切联系。虽然在形式上，“兼爱非攻”更多的倾向于道德方面的理论，但总体来说，也不乏一些具有法律意义的“硬性规定”,其中的“平等”理念即是如此。
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和现代国际法思想除了在一些国家主权平等、人人平等、以及“勿夺侵凌”等要义相一致外，对于国际法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也起着促进作用。国际法思想在吸收和借鉴“兼爱非攻”中法制理念的同时，也可创新出一条德法并治的新思路。这其中的意义不仅仅是能够推动世界各地区各国间构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更能形成和稳固一种公共性的理论和权威，使之成为为实现和谐世界的坚实基础。
在新时期新环境中，不同的地区，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而其所培育出来的人，有“兼爱天下”者，但也不缺少“独爱其身”者。仅靠着以强硬且被动性的法律规范约束各国，从本质上说，将会造成一种缺乏积极进取精神的局面，这恰似一种“被迫而为之”.但如果说劝人从德，立以人生之崇高理想，“各谋其事”的混乱国际社会秩序将会焕然一新，形成一套一致的标准秩序，使得各国将能同等准确地判断军事、军事相关活动等是否合乎道义。这无疑是为实现世界范围内长久和平与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