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结 语
行文至此,笔者对戴维·米勒全球正义理论的检视即将告一段落,也对这样一条民族主义的全球正义路径有了较为深刻的掌握。综合米勒的研究视野与理论推证方式,笔者对他的全球正义理论形成了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米勒坚持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基本立场,虽然他称自己的探究对象为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但实际上给出的是一条国际正义的回应路径(International Justice),其效用在于为民族国家自决的正当性做辩护。相较于罗尔斯的万民法理念,米勒所做的更进一步的工作是将罗尔斯所谓的非合宜的、法外的国家都纳入全球正义的审视与关怀界域中,一以贯之地在承认差异的全球化背景条件下运用语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在理论上使得所有民族国家都享有政治自决与文化自主的平等主权。
第二,米勒认为强式世界主义在力图实现全球资源平等或机会平等等目标的驱使下,过分强调普遍性的道德义务而贬低了特殊义务的道德合理性,这是他所反对的。在他看来,在全球范围内履行普遍义务的基础上允许本国同胞之间负有特殊义务的弱式世界主义态度更为可取。基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民族责任说,以民族国家共同体为道德单元建构了一组承担全球义务的责任体系,这无疑使得他的理论避免了过多的空洞言说,更富实践性特征。
第三,结合当前来看,民族责任体系的落脚点在于倡导树立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核心的正义诸原则,从而有效遏制对人权特别是基本人权的妨害以及一些国家随之而来遭受的难民冲击与主权质疑。米勒对基本人权这一底线伦理尺度的界定与诉诸沿袭了对人权观念的普遍理解,他的突出之处在于将基本人权视作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正义论上的结合点。借此他通过实施人权保障的相应政治措施将自己从自由主义体系中借鉴的价值目标融入了民族主义理论中,使得自己的全球正义理论不致因民族主义色彩过重而为人诟病。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就在本文定稿前夕,处于多事之秋的叙利亚再度传出令我们扼腕不已的噩耗:继前日遭受密集炮火袭击造成 20 到 30人死亡,70 余平民受伤之后,5 月 4 日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再次遇袭,近百人在事故中伤亡。随后,叙利亚外交部在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信件中强烈声讨了极端组织袭击者的滔天罪行,声称袭击者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要求联合国能够予以谴责。
或许,联合国相关组织能够暂时调停战火、冷却矛盾,甚或对极端组织实施武力制裁,但是,这一切早已难掩深陷失乐园中的平民们心中的伤痕与痛楚。
我们再稍稍向前追溯,从纷飞战火中被迫逃离昔日家园的叙利亚难民在过去一年中牵动着全世界的心,叹息之余,那个被冲上土耳其海滩不幸溺亡的小难民艾兰更是深深刺痛了我们。去年年末堪称法国巴黎史上最黑暗星期五的暴恐袭击事件另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不解、茫然乃至惶恐。粗看之下,这些事实或许仅可称为广袤世界中的个案,但是从全球化进程之视野来看,爆发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的"偶然性"事件背后都牵涉"必然性"的缘由,难民安置、移民浪潮、暴恐袭击等一系列极端问题暴露出现行世界格局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当中依然缺乏对全球正义的应有诉求。捍卫全球正义,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中国历来重视在维护自身安定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在此布局中全球正义自然当处重要一环,对全球正义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关乎大国外交成效。
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潮流、积极思考,卓富成效地开展着举世瞩目的主场外交与多边外交,正在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局面与水准擢升至新的高度。"在一个人、财、物、智日益互联互动的世界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引领各国人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观与发展路径。笔者认为,以米勒的构划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全球正义理论中包含着存异求同的发展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如果对这一理论善加利用,其将在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大有用武之地。从这一点上来说,民族主义的黄昏非但没有降临,相反,她的春天才刚刚来到。
事实上,命运共同体思想涵盖了差异性和统一性两个方面,前者指"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民族的多元性;后者则指存在诸多差异的国家与民族组成"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概括而言,命运共同体理念见之于实践自然就是一条从各国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人类全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断跃迁的伦理之路。在这条遵循共生共荣原则的发展道路上,"必须实现这样一些力量转移:由战争到和平的转移、由对抗到合作的转移、由自利到共赢的转移、由零和思维或冷战思维转向和衷共济的转移。"这势必要求我们在应对、处置各类全球问题乃至国际争端时始终坚持从各国现状出发,策略性运用民族主义提出的诸原则以更好构成上述力量转移的正义环境。具体说来,各国当下要确保自身作为共同体主动承担国际交往中出现的后果责任与补救责任,应当正视历史遗留问题并采取适当方式弥补曾经的非道义行为对他国造成的创伤。作为国际联合体(在此指命运共同体的前身)的一员,各国都应在保障全球范围内基本人权底限的实际行动中主动担负干涉与援助责任。此外,各国还应遵守所有的国际协定,摒弃自我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避免因非合作与零和博弈造成的全球化问题加剧。总之,命运共同体正是在各国正义地发展自身利益,正义地分配国际权益,正义地推进全球合作中不断成长的。
同时也要看到,没有一成不变的正义,在这条历经苦难通向辉煌的沧桑正道上,正义的理念始终扮演着明见万里的重要角色。其终极诉求绝不能囿于减少极端不平等和因之生成的人与人、群与群的对立,而应设法将不合理的不平等扭转至合理的不平等,在此基础上促进人类整体携手摆脱每一种由偶然因素所致的不良局面。尽管人们对偶然因素的界定存在颇多争议,但能够乐观预计的是,这里所说的偶然终将逐步囊括自然、种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中不尽如人意之处,摆脱偶然也就是使人与人类永葆自由、永恒至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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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网络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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