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Z村丧葬消费的因素研究绪论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死亡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世界各地人民历来重视死亡。有死亡就有丧葬，有丧葬必伴随各种仪礼，凡举办仪礼，必涉及各种消费。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人们生活水平及认识水平的提高，很多古老的民俗礼仪因为过于繁琐的礼节而慢慢地消失了。但对于丧葬仪礼而言，即使在国家大力倡导殡葬改革的背景下，丧葬仪礼不但没有得到简化，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大操大办的势头，"死不起"的声音更是频频见诸媒体，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丧葬消费的关注。

　　每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正如丧葬消费亦并非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是被人们赋予文化意义的社会现象，经济与文化在消费上的交汇非常突出，通过丧葬消费这样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指标，可以对丧葬消费表象背后的文化意涵进行透视。

　　Z 村是位于华北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其丧葬场面之热烈，仪礼之复杂，持续时间之久，在笔者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Z 村在丧葬过程中往往会记录有一份丧葬消费清单，上面虽未完整记录所有消费项目，但亦为收集研究资料提供基础，其研究价值不应忽略。

　　1.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方面来说，我国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消费的研究已经成果颇丰，但对于特殊消费，尤其是丧葬消费的研究还不多见，成果多散见于一些报纸及非学术型的期刊，且多集中于现象描述，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探究，本研究将突破现象描述层次，通过实证解析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影响丧葬消费的因素等内容，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涵，丰富丧葬消费的研究内容。

　　从实际方面来说，农村的丧葬仪式繁琐复杂，丧葬消费名目繁多，通过对消费内容、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的系统梳理和研究能使人们对农村丧葬消费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其次，通过对农村丧葬消费的深入探究，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丧葬过程中的消费问题，从而为优化农村丧葬消费结构、推动农村殡葬改革等提供具有可实际操作的意见和建议。

　　1.2 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1.2.1 国内外对丧葬仪式的研究。

　　1.2.1.1 国外对丧葬仪式的研究。

　　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人类生活中的各类仪式，单单就相关学者对丧葬仪式的研究成果看，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三种主要研究模式。一是功能论模式，以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等着名学者为代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研究宗教仪式和信仰的先驱，他将丧葬仪式表述为服丧仪式，通过分析土着人服丧时集体呈现出的过激情绪行为，认为丧葬仪式具有凝聚力，强调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1].作为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则侧重从个体心理角度分析葬礼的功能，他通过分析人类对待死亡时即怀念死者又恐惧尸体的两重心理的研究，揭示了仪式的情感抚慰功能，提出了着名的"仪式功能论"[2].英国学者拉德克里夫·布朗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安达曼岛人的各类仪式，认为丧葬仪式具有调节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仪式功能[3].二是结构论模式，以列维斯特劳斯、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维克多？ 特纳等着名学者为代表。

　　作为结构主义杰出代表的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通过深度建构以丧葬仪式、神话语言等为代表的象征符号系统，指出透过神话与仪式的展示可以了解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4].法国民俗家阿诺尔德？ 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丧葬仪式，并将丧礼置于人生礼仪的完整过程中去分析，进而对其内在的结构模式进行探讨。他认为过渡礼仪分为分离仪式、过渡仪式、整合仪式三种，丧礼主要强调一种分离仪式，通过这些过渡礼仪可实现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5]164-183.美国人类学家特纳对仪式的象征结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着作《仪式的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对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围绕仪式所展开的"阈限前（日常状态）--阈限期（仪式状态）--阈限后（日常状态）"的过渡是一种"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过渡过程[6].

　　接着，在其《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论文集中，特纳以恩登布人各种仪式为例，对仪式的象征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了仪式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7].

　　三是阐释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模式，以格尔茨为代表。阐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致力于探究文化的深层意义，通过对爪哇岛东部地区一个丧礼的分析，认为应将对仪式行为的探讨转移到对象征符号、意义和思维的文化分析方面，用仪式的象征理论来解释仪式引发人们的习性、影响人们的观念的作用[8].

　　其后的西方学者大都是在以上视角内对丧葬仪式进行的阐释，最近出现了两种对丧葬仪式研究的不同视角。德国历史学家罗美君（Mechthild Leutner）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研究晚清至当代北京生育、婚姻和丧葬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实践性历史关联，通过对丧葬的实践论分析，突出财产继承和家庭秩序整合在丧葬仪式中的意义[9]83.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ames Watson）通过对广东两个村落的田野调查认为丧礼的执行和组织虽有地方性的差异，但仪式的整体结构是大致相同的，以此提出了他的"文化标准化"理论，并指出丧葬仪式中最重要的是标准性一致性的动作，而非信仰，标准化的仪式维系了一统的中国文化[10].但文化标准化理论并没有引发学者的普遍认同，随后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异议，比如孔迈隆（Myron Cohen）[11]、马丁（Emily Martin）[12]、詹森（Elizabeth Johnson）[13]、汤姆逊（Stuart Thompson）[14]、华若璧（Rubie Watson）[15]等都纷纷发文与华琛探讨。

　　罗友枝（Evelyn Rawski）结合众多学者的异议总结道：丧葬仪式中标准性一致性的动作固然重要，但是却不能将祖先崇拜的信仰从中分离开来[16].苏棠棣（DonaldSutton）则针对华琛和罗友枝的分歧，提出两个调和的研究策略，一是将表演动作和表述传统有机结合于仪式场景中进行解释；二是借鉴儒家中庸原则，超越仅从信仰和礼仪出发的二分法[17].

　　1.2.1.2 国内对丧葬仪式的研究。

　　中国最早开始对丧葬仪式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借鉴了西方"功能论"的研究模式，以林耀华、杨庆堃、杨懋春、许烺光等着名学者为代表，形成了一批优秀论着。如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等，他们对丧葬仪式的研究虽不能完全贴上功能主义的标签，但可以从中看出功能主义的烙印[9]76.后来郭于华在丧葬仪式功能论的研究基础上，借鉴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解释方法，运用历史时期地方志的礼俗志资料，对传统丧葬礼仪的深层文化结构进行了探讨，并着重关注信仰和无意识层面的文化意义。她认为传统丧葬活动往往以文化意识结构作为内在支持，是有着文化意义的行为方式[18].另外也有学者借鉴仪式阈限以及过渡礼仪的研究模式对我国的丧葬仪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如戴聪在《汉族社会丧葬仪式个案探讨--以贵阳市城郊刘氏葬礼为例》一文中运用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从分离、过渡和整合的三个方面，对刘氏葬礼的丧葬过程进行了描述[19],张建军在《布傣人的丧葬礼仪及其文化意义与功能》一文中，应用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和特纳的"阈限性"理论阐述了壮族支系布傣人的丧葬过程及各仪式的象征内涵[20].

　　1.2.2 国内外对丧葬消费的研究。

　　1.2.2.1 国内外对丧葬消费涵义的研究。

　　丧葬消费又称"白色消费"、"殡葬消费",目前学者们尚未对其形成统一的定义。鲁虹将其界定为"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殡葬活动过程中消费各种不同类型的殡葬消费资料（包括劳务），满足公众追忆逝者告慰亲属等等需求的一种经济行为，具体包括物质层面的消费和精神层面的消费"[21]57.李燕华、丁向育认为"所谓丧葬消费也叫殡葬消费，是丧葬家属为实现对已故亲人的追思、哀悼等活动而产生的消费行为，它包括购买墓地、丧葬用品（如寿服、花圈、骨灰盒、棺椁）以及举行告别仪式（如遗体整容、化妆、向遗体告别、开追悼会）等的消费"[22].陈锋在对我国农村丧葬消费调研后，指出丧葬消费应包括仪式前消费（如火化、化妆、骨灰盒、棺椁等）、仪式中消费（如灵棚、贡品、灵车、鼓乐队、宴请等）和仪式后消费（如烧七和周年祭等）。董芙蓉则将丧葬消费概括为在礼仪（如赠花圈）、丧仪料理（主要是殡仪馆的各项服务）、情感（鼓乐队）、信息（电话报丧）等方面的消费[23].我国民政部对殡葬消费也进行了说明，认为其应包括基本殡葬服务消费，包括遗体接运、火化、骨灰寄存等；选择性殡葬服务消费，包括遗体整容、防腐、悼念等；个性化、特殊化服务消费，包括特色骨灰盒、特色寿衣、花圈等[24].民政部所界定的丧葬消费更多的是从殡葬服务产业能提供的消费的角度来对丧葬消费的涵义进行的说明。

　　目前国外学者对丧葬消费亦没有给出确切定义。派恩（Pine）和菲利普斯（Phillips）在对美国的 Collegetow 小镇进行居民的丧葬消费分析时，直接用小镇殡仪馆所记录的客户的消费情况作为丧属家的丧葬总花费[25].萨默（Sommer）、纳尔逊（Nelson）以及霍伊特（Hoyt）三位学者在对美国政府发布的丧葬消费数据来源说明时，亦指出官方所给出的丧葬消费数据直接来自于各殡葬公司所提供的数据[26].英国学者福斯特（Foster）和伍德索普（Woodthorpe）在调查英国居民近几年来的丧葬支出时，亦主要将各殡葬公司作为主要的调查对象[27].哈丁（Harding）在描述法国葬礼的消费支出时，用标准服务消费、补充服务消费以及特殊服务消费对一场葬礼的所有消费内容进行了概括[28].美国学者博林（Boring）在对美国丧葬支出进行介绍时则用了"基本服务消费"和"自由选择服务消费"对一场葬礼的消费进行了概括[29].可以发现多数国外学者眼中的丧葬消费亦是指殡葬业能提供的服务消费。

　　1.2.2.2 国内外对丧葬消费内容的研究。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殡葬服务业相当完善，其为消费者提供了名目繁多的丧葬消费内容，但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大类："标准服务消费"和"特殊服务消费".

　　"标准服务消费"即博林（Boring）所提到的"基本服务消费",它由政府管理、明确标价，并有专职部门进行监督，殡葬服务业私自不可变动，比如运输遗体、遗体保存、火葬、骨灰寄存等的消费[30]."特殊服务消费"是由殡葬服务业自己提供，丧属可根据消费意愿自由选择的消费内容，比如个性化丧服、妆容以及特殊安葬方式等。由于"标准服务消费"的消费内容长久一致，因而相当一部分国外学者都把关注点都放在了对"特殊服务消费"的研究上[31].霍利旺德（Hollewand）关注的是丧服的消费，他通过对荷兰人在特殊丧服上的消费需求的研究，发现了荷兰人以丧属丧服的华丽程度来判别死者地位的社会区隔现象[32].哈夫彭尼（Halfpenny）关注的是特殊安葬方式的消费，他在调查了现代爱尔兰人对特殊安葬方式的消费需求后，催生了爱尔兰"烟花葬"、"树葬"、"草坪葬"、"冰葬"、"海底骨灰礁石"、"钻石葬"、"网葬（虚拟殡葬）"等特殊丧葬方式的出现[33].哈里斯（Harris）关注的是绿色安葬方式的消费，他通过调查现代美国人在丧葬上消费的"低碳"理念，认为美国人对"绿色殡葬"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大，即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不使用防腐剂、水泥墓圹、大块石碑等"高污染、高消耗、高浪费"的丧葬方式，以"无污染、低消耗、资源化"的方式完成最后的生命仪式，由此建议政府应注重绿色生态公墓的建立[34].沃尔特（Walter）则对不同阶段美国人的个性化丧葬消费做了一番总的梳理，发现了个性化丧葬消费需求对殡葬服务业在时代变迁中的推动作用[35].布莱姆伯格（Bremborg）关注的是对丧礼主事的消费，他通过对不同时期瑞典人对丧礼主事的消费需求的分析，论证了瑞典丧礼主事职业化的趋势[36].

　　国外学者大多着重对丧葬消费中的"特殊服务消费"进行研究，并以分析其消费需求为主，最终落脚于完善本国殡葬业的发展上。国内学者对丧葬消费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研究路径：一种路径是通过突出丧葬消费中的某项消费内容，探究其背后的消费心理；一种路径是通过例举丧属的"被消费"现象，探究完善殡葬业管理的措施。

　　尹诗雄、李六旺、刘祎等学者都是以第一种路径进行的丧葬消费研究。尹诗雄在《"白色消费"一个不轻松的话题》一文中通过描述不同地区葬礼上吃喝的场面，重点分析了丧葬消费中的"吃喝消费",以详实的数据向人们展示了"吃喝消费"的沉重负担，并将造成此沉重消费的原因归结为人们愚孝、攀比、炫耀的消费心理。李六旺通过报道农户对葬礼上"人情消费"的担忧："别人送给你的，等到人家办事的时候，你得还相应多甚至更多的礼金",分析了农村中"一家死人，全村举丧"的从众、攀比消费心理。刘祎通过例举不同地区"祟尚封建迷信，看风水、做道场，请巫婆神汉，烧冥钱，做灵房、纸车、纸家电，送金童、玉女等迷信活动"[37],探究了丧葬消费中的迷信、愚孝心理。

　　张勇、咏慷等学者则以第二种路径进行了丧葬消费的研究。张勇对殡葬业中的"强制消费"现象进行了例举："有的殡仪馆规定，不给存放在外买的骨灰盒","殡仪馆服务人员只介绍高中档的守灵间、告别厅、追悼厅",……，借此乱象希望以加强政府监管、落实殡葬业价格公示等措施打击殡葬业违规行为。《"死不起"的殡葬》一文则对殡葬业中的"捆绑消费"现象进行了说明，"消毒费"、"抬尸费"、"护灵剂" 等等一系列莫须有的消费项目让丧属不知不觉"被消费",因而作者主张通过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的合力推动殡葬业健康发展。咏慷在《中国殡葬报告》（2013）中对各地的高价"墓地消费"进行了集中梳理："北京陵园已经没有低于 2 万元的墓地了","南京普觉寺陵园每平方米墓价超过当地房价 20 倍","河北涿州家族墓地要价 368 万元","厦门墓地最高售价达 2.2 万元/平方米，高于厦门在售房价";"西安多数墓园售卖的墓地均价已经达到 1.5 万元左右"……",并借此提出了打破公募经营垄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通过合理竞争降低墓地价格的殡葬业发展方向。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倡导以及科学发展观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丧葬消费中的"绿色消费".

　　余功为、贺曲夫通过例举传统丧葬消费所造成的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火灾及人体伤害等危害论证了丧葬低碳消费的必要性[38].何秀琴、杨颂平、钟家旺三位学者对湖北省部分殡葬服务对象的消费需求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有高达 57%的消费者选择可降解骨灰盒，近 1/5 的人接受水葬和树葬"[39],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对"绿色殡葬"、"低碳殡葬"的丧葬消费表示认可。《中国民政》上通过对"居家祭奠、网上祭奠、孝心漂流等新型祭奠方式"在民众中的"普及率"的调查，分析了未来的绿色丧葬消费趋势。结合笔者在"网同纪念网"（中国一家提供网上灵堂服务的网站）上收集到的数据，截止 2015 年 5 月 31 日上午 10 点，上网凭悼亲人的网民已达到了 1263.4958 万人次，可见在科学发展、低碳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绿色丧葬消费将越来越深入人心。

　　1.2.2.3 国内外对丧葬消费结构的研究。

　　对丧葬消费结构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丧葬消费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在丧葬总支出中的比例关系。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仅发现一篇文章对城市居民的丧葬消费结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即上海理工大学的鲁虹教授所着的《基于文化创新的上海居民殡葬消费结构优化研究》。在这篇文章中，鲁虹将殡葬消费结构界定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殡葬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殡葬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21]57,通过从上海两家公墓（松鹤墓园和华夏公墓）、两家殡仪馆（宝兴殡仪馆和松江区殡仪馆）收集到的数据将上海居民的殡葬消费结构分为落葬消费和殡殓消费，并分析了从 2006 年至 2010 年间两种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变迁。

　　1.2.3 文献评述。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丧葬仪式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丧葬仪式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功能论、结构论、阐释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研究模式，新近又有学者补充了实践论和文化标准论的研究模式，只是学界对其尚未达成共识。国内学者对丧葬仪式的研究虽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功能论、结构论、阐释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的研究模式，但亦形成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由于丧葬消费行为往往基于丧葬仪式的需要，因而通过对丧葬仪式研究的梳理可以为后期探究丧葬消费背后的文化意涵提供借鉴。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丧葬消费的研究可以发现：

　　（1）从丧葬消费的涵义上讲，国外学者目前并未给出确切定义，但从其描述本国丧葬消费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其所指的丧葬消费主要指殡葬服务业能提供的消费，而对因丧葬所导致的家庭聚餐等的花费却未涉及在内；国内学者对丧葬消费的涵义也未达成共识，但从其对丧葬消费的表述，结合我国举行葬礼的程序，大都可以归结为是对仪式前（从死者去世到葬礼仪式开始前所产生的火化、骨灰盒、棺材等的相关费用）和仪式中（葬礼举办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消费）消费的说明，而对仪式后（主要是"烧七"和百日祭所产生的消费）的消费却鲜有人涉及在内，根据我国的丧葬传统，"烧七"和百日祭过后方能完成对逝者的完整祭奠过程，而且在这些仪式上亦有不少花费，不应将其忽略。

　　（2）从对丧葬消费内容的研究上讲，国外学者更关注的是丧葬消费中的"特殊服务消费",并以探究人们在不同服务上的消费需求为主；国内学者对丧葬消费的关注点却各不相同，在"吃喝消费"、"人情消费"、"迷信消费"、"捆绑消费"、"强制消费"、"墓地消费"等消费内容上各有侧重。

　　虽然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对丧葬消费的研究不尽相同，但综合其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已有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对丧葬消费的涵义界定不清，由此导致丧葬消费研究时涵盖内容不全。

　　（2）现有研究多是以丧葬消费的部分消费内容为主，揭示特殊丧葬消费现象，缺乏从不同消费内容之间的关系、各部分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等整体维度的考量，难以从整体上获得对丧葬消费的全面认识。国内学者鲁虹虽然做出了从整体角度对丧葬消费结构研究的初步尝试，但根据其对丧葬消费所做的定义、分类以及仅从殡仪馆和公募收集数据的方式看，其丧葬消费所涵盖的内容并不全面，由此所得到的也只是对上海居民部分丧葬消费的消费结构的分析。

　　（3）现有研究多是例举不同地区的类似案例或是以一个地区的总的丧葬消费情况来说明某一个丧葬消费现象，但缺乏对同一地区不同案例之间异同性的比较，论证的严谨性、有效性有待考量。

　　（4）目前国内对丧葬消费的研究多集中于报纸的报道以及一些非学术性质的期刊，对丧葬消费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性文章以及硕博士论文几乎没有，且对丧葬消费的研究主要落脚于殡葬业发展等经济学、管理学的视角，很少有对其背后的文化意涵进行社会学层面的深层解析。

　　1.3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将以华北 Z 村为例，在对其丧葬消费内容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对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进行分析，探究其丧葬消费的影响因素，发现并揭示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所反映的问题，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涵，进而形成对其丧葬消费的全面系统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