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村的丧葬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第 5 章 Z 村的丧葬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第 2 章中已提到本文将 Z 村的丧葬消费依据其支出的用途分为四大类，分别为入殓与安葬消费、仪式性消费、宴请消费以及通讯与劳务消费，其中又将仪式性消费进一步分为"烧"的消费与"用"的消费。本章即以此分类为基础，对 Z村的丧葬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5.1 Z 村的丧葬消费结构特征。

　　本文中将丧葬消费结构界定为丧属在丧葬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不同类型丧葬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由表 5-1 可以看出，总体上样本中大多数丧者的通讯与劳务消费是其丧葬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小的一项消费，其次为入殓与安葬消费，再者是仪式性消费，宴请消费是其丧葬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大的一项消费。

　　对样本中所有丧者的各类型丧葬消费的平均状况进行计算，而后计算其总体所反映的Z村的平均丧葬消费结构。

　　剔除样本中的奇异值后：入殓与安葬消费的最小值为 905 元，最大值为 2446 元，不同家庭在入殓与安葬消费上的差别较小，均值 1357.78 元，平均每名丧者入殓与安葬消费占丧葬总消费的比重为 11.69%,是丧葬各类型消费中支出比较小的一项；仪式性消费的最小值为 1351 元，最大值为 6909 元，不同家庭在丧葬仪式性消费上存在较大差异，均值 3698.06 元，远超入殓与安葬消费的均值，已约为其 3 倍，平均每名丧者仪式性消费占丧葬总消费的比重为 31.83%（即图 5-2 中烧的消费的比重与用的消费的比重之和），是丧葬各类型消费中支出较大的一项；宴请消费的最小值为 400 元，最大值为 10530 元，不同家庭在此项丧葬消费上的差异最大，均值 5715.61 元，是入殓与安葬消费均值的 4 倍多，平均每名丧者宴请消费占丧葬总消费的比重为 49.19%,是丧葬各类型消费中支出最大的一项；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最小值为 0 元，最大值 3420 元，不同家庭在此项丧葬消费上亦存在较大差异，均值为 847.5 元，平均每名丧者通讯与劳务消费占丧葬总消费的比重为 7.29%,是丧葬各类型消费中支出最小的一项。将仪式性消费进一步分为"烧"的消费与"用"的消费，然后分别对"烧"的消费与"用"的消费的消费情况进行分析。样本中"烧"的消费的最小值为 911 元，最大值为 5030 元，不同家庭在丧葬"烧"的消费上差异明显，平均消费 2321.11 元，平均每名丧者"烧"的消费占丧葬总消费的比重为 19.98%,仅次于宴请消费；"用"的消费的最小值 440 元，最大值为 1879 元，不同家庭在丧葬"用"的消费上差别不大，均值 1376.94 元，平均每名丧者"用"的消费占丧葬总消费的比重为 11.85%.

　　综合比较丧葬各类型消费占丧葬总消费的比重关系可以发现，从总体上看，通讯及劳务消费是丧葬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小的一项消费，其次为入殓与安葬消费；宴请消费与仪式性消费是丧葬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大的两项消费，不少家庭仅宴请消费一项支出就占据了丧葬总消费的 50%以上。将仪式性消费进一步分为"烧"的消费和"用"的消费，发现"烧"的消费是仪式性消费的主要支出，在丧葬总消费中亦占据较大比重，且仅次于宴请消费。

　　5.2 丧葬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

　　5.2.1 丧者性别对丧葬消费结构的影响。

　　在第 4 章中分析"丧者性别对丧葬消费水平的影响"时发现，不同性别丧者的丧葬消费水平间并无显着差异，那性别对丧者的丧葬消费结构会产生影响么？

　　本节即对此进行分析。

　　男性丧者的丧葬消费结构中入殓与安葬消费所占的百分比为 12.8%,女性丧者为 9.6%;男性丧者的仪式性消费所占百分比（即烧的消费与用的消费所占的百分比之和）为 31.6%,女性丧者为 32.4%;男性丧者的宴请消费所占百分比为 47.7%,女性为 52.2%;男性丧者的通讯与劳务消费所占百分比为8.0%,女性丧者为 5.8%.进一步将仪式性消费分为"烧"的消费和"用"的消费后，男性丧者"烧"的消费所占百分比为 20.0%,女性丧者也为 20.0%;男性丧者"用"的消费所占百分比为 11.6%,女性丧者为 12.4%.可发现总体上，男女丧者各类型丧葬消费的比重大小虽有些微差异，但都相差不大，对总体的丧葬消费结构特征亦影响不大，说明不同性别丧者的丧葬消费结构间并不存在显着差异。结合男女丧者在各类别丧葬消费上的平均消费水平（见表 5-3）可以看出，由于男女丧者在各类别丧葬消费项目上的支出十分接近，再结合二者相差无几的总体消费水平，便引发了男女丧者相似的丧葬消费结构。

　　5.2.2 丧者年龄对丧葬消费结构的影响。

　　为分析丧者年龄对其丧葬消费结构的影响，由于年龄取值较多且分散，不易鲜明呈现不同年龄丧者的丧葬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征，且单个样本亦有其本身特殊性的影响，遂先将样本中丧者年龄以 20 岁为组距分为 40-60 岁、60-80 岁、80-100岁三组，然后对不同年龄段丧者的丧葬消费结构进行统计得表 5-4.从表中可以看出，三个年龄段丧者的入殓与安葬消费的比重、仪式性消费的比重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少的趋势，将仪式性消费细分为"烧"的消费和"用"的消费后，二者的比重亦同时存在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减少的趋势；宴请消费的比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而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结合上述发现，进一步做年龄段与各项丧葬消费比重的一元方差分析。

　　可以看出，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年龄段对入殓与安葬消费的比重、仪式性消费的比重、烧的消费的比重、用的消费的比重、宴请消费的比重、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重影响的显着性水平分别为 0.009、0.016、0.022、0.050、0.059、0.010,除宴请消费的显着性水平大于 0.05 外，其他皆小于 0.05,说明年龄对其他丧葬消费的比重皆存在显着影响。由此做年龄与各项丧葬消费比重的回归分析。

　　模型 1、2、3、4、5、6 分别代表年龄与入殓与安葬消费比重、年龄与仪式性消费比重、年龄与烧的消费的比重、年龄与用的消费的比重、年龄与宴请消费的比重、年龄与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重的回归分析。根据回归方程的参数及检验结果，各模型回归系数检验的显着性水平分别为 0.009、0.004、0.014、0.008、0.084、0.006,说明除模型 5 外，其他回归方程的拟合是有意义的。再结合各模型中的自变量（年龄）的系数值可以发现，年龄与入殓与安葬消费的比重、仪式性消费的比重、烧的消费的比重、用的消费的比重皆为负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丧葬消费结构中入殓与安葬消费、仪式性消费、烧的消费、用的消费的比重皆会不断下降；年龄与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重为正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丧葬消费结构中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重会不断增加。

　　5.2.3 丧者去世原因对丧葬消费结构的影响。

　　根据不同去世原因的丧者的各项丧葬消费的比例关系可以发现，年老病逝的丧者往往将更多的丧葬消费投入丧葬宴请上，对通讯与劳务的消费亦较注重，相应的在仪式性消费以及入殓与安葬消费上的投入就有所减少，且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例几乎与入殓与安葬消费的比例持平。年轻病逝的丧者与非正常死亡的丧者虽然从其总的消费结构上来看亦在丧葬宴请上投入较大，但其丧葬宴请消费所占的比重却小于年老病逝丧者丧葬宴请消费所占的比重；另外，二者消费结构中的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重更是远小于年老病逝丧者的。因此，二者在宴请消费以及通讯与劳务消费上"省"下来的支出被投入到了仪式性消费和入殓与安葬消费，也就导致了在二者的丧葬消费结构中，仪式性消费以及入殓与安葬消费所占的比重都大于年老病逝丧者的相应比重。将仪式性消费细分为"烧"的消费与"用"的消费，可以发现，在年老病逝丧者的丧葬消费结构中，"烧"的消费与"用"的消费所占的比重都小于年轻病逝和非正常死亡丧者的相应比重；另外，5.2.3 丧者去世原因对丧葬消费结构的影响。

　　根据不同去世原因的丧者的各项丧葬消费的比例关系可以发现，年老病逝的丧者往往将更多的丧葬消费投入丧葬宴请上，对通讯与劳务的消费亦较注重，相应的在仪式性消费以及入殓与安葬消费上的投入就有所减少，且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例几乎与入殓与安葬消费的比例持平。年轻病逝的丧者与非正常死亡的丧者虽然从其总的消费结构上来看亦在丧葬宴请上投入较大，但其丧葬宴请消费所占的比重却小于年老病逝丧者丧葬宴请消费所占的比重；另外，二者消费结构中的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重更是远小于年老病逝丧者的。因此，二者在宴请消费以及通讯与劳务消费上"省"下来的支出被投入到了仪式性消费和入殓与安葬消费，也就导致了在二者的丧葬消费结构中，仪式性消费以及入殓与安葬消费所占的比重都大于年老病逝丧者的相应比重。将仪式性消费细分为"烧"的消费与"用"的消费，可以发现，在年老病逝丧者的丧葬消费结构中，"烧"的消费与"用"的消费所占的比重都小于年轻病逝和非正常死亡丧者的相应比重；另外，若不计通讯与劳务消费，其入殓与安葬消费所占的比重最小，而对其他两者而言，"用"的消费所占的比重最小。

　　综上，年老病逝丧者的丧葬消费结构与年轻病逝和非正常死亡丧者的消费结构间存在较大差异，相对比而言，年老病逝的丧者往往在宴请消费以及通讯与劳务消费上投入更大，而年轻病逝的丧者和非正常死亡的丧者在仪式性消费和入殓与安葬消费上投入更大；若不计通讯与劳务消费，年老病逝丧者的入殓与安葬消费所占的比重最小，而年轻病逝和非正常死亡丧者的"用"的消费所占的比重最小。年轻病逝和非正常死亡丧者的消费结构较为相似，二者的消费结构中，入殓与安葬消费的比重和"烧"的消费的比重甚至完全相等，只是非正常死亡的丧者在丧葬宴请上投入更多一些。

　　5.2.4 承担丧葬费用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丧葬消费结构的影响。

　　在经济学中，收入被认为是衡量消费的首要微观指标，一般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取决于其收入水平。[42]

　　但这里所说的消费往往指日常各种生活性消费。第 4 章在分析"承担丧葬费用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丧葬消费水平的影响"时发现，丧属的当年纯收入总和与丧葬消费水平间存在着很强正相关关系，那对丧葬消费而言，是否与生活性消费类似，其消费结构亦受收入水平的影响呢？

　　同样以当年纯年收入来衡量承担丧葬费用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存在多个家庭共同分担丧者丧葬消费的各丧属当年纯收入进行加总，分析"当年纯收入总和"对丧葬消费结构的影响。

　　由于当年纯收入总和与各项丧葬消费的比重间相差太大，直接进行二者的回归分析求得的回归系数等会造成很大误差，遂以当年纯收入总和与各项丧葬消费建立多个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自变量 X 表示当年纯收入总和，因变量 Y1-Y6分别代表：Y1入殓与安葬消费、Y2仪式性消费、Y3"烧"的消费、Y4"用"的消费、Y5宴请消费、Y6通讯与劳务消费。

　　Yi=bi+biX i=1,2,3,…，6 （5.1）由表 5-8 的数据表明，仪式性消费的 R2值较大，模型拟合的效果较好，尤其是仪式性消费中的"烧"的消费；通讯与劳务消费的 R2值虽然较小，但其 sig 值亦小于 0.05,说明这些模型的拟合都是有意义的。入殓与安葬消费、宴请消费的sig 值皆大于 0.05,说明其模型的拟合没有意义。

　　依据输出结果写出当年纯收入总和对消费结构影响的模型。

　　Y2=0.012X+2832.95 （5.2）Y3=0.01X+1634.837 （5.3）Y4=0.002X+1198.113 （5.4）Y6=0.009X+212.566 （5.5）根据模型的系数可以看出，Z 村居民当年纯收入总和每增加 10000 元，其丧葬消费中仪式性消费就会增加 120 元，其中"烧"的消费会增加 100 元，"用"的消费会增加 20 元，通讯与劳务消费会增加 90 元。由式（5.3）-（5.6）可以看出，Z村居民当年纯收入总和与丧葬消费结构相关的程度大小依次为："烧"的消费（0.01）、通讯与劳务消费消费（0.009）、"用"的消费（0.002）。由此可见，在当年纯收入总和不断增加的情况下，Z 村居民丧葬消费主要集中在仪式性消费和通讯与劳务消费这两项消费上，其中仪式性消费主要集中在"烧"的消费上。

　　5.3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针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丧葬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在对丧葬消费结构的分析中发现，从总体上看，通讯与劳务消费是丧葬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小的一项消费，其次为入殓与安葬消费；宴请消费与仪式性消费是丧葬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大的两项消费，不少家庭仅宴请消费一项支出就占据了丧葬总消费的 50%以上。将仪式性消费进一步分为"烧"的消费和"用"的消费，发现"烧"的消费是仪式性消费的主要支出，在丧葬总消费中亦占据较大比重，且仅次于宴请消费。在对丧葬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发现，除了丧者性别外，丧者的年龄、去世原因以及承担丧葬费用家庭的经济状况因素都会对丧葬消费的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从丧者年龄上来说，随着丧者年龄的增长，丧葬消费结构中入殓与安葬消费、仪式性消费、"烧"的消费、"用"的消费的比重会不断下降，而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比重会不断增加；从丧者去世的原因上来说，年老病逝的丧者往往在宴请消费以及通讯与劳务消费上投入更大，而年轻病逝的丧者和非正常死亡的丧者往往在仪式性消费和入殓与安葬消费上的投入更大；从承担丧葬费用家庭的经济状况来说，在丧属当年纯收入总和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丧葬消费在仪式性消费、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投入上会更大，且仪式性消费主要用于"烧"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