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园与福利经济学理论文献综述

　　第二章 文献综述

　　本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公园和资源价值评估的相关研究。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对象城市公园的理论基础，即城市公园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存在价值。福利经济学理论是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通过借鉴国内外有关资源价值评估的方法——旅行费用法（TCM）和条件价值法（CVM）进行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阐明城市公园的价值构成，并对 TCM 和 CVM 两种方法进行阐述。

　　2.1 公共物品理论

　　2.1.1 公共物品的分类

　　经济学的物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1]。公共物品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使用的物品，不通过市场实现生产和分配，具有正外部效应。萨缪尔森指出，纯公共物品是全体成员都可以使用，且可以同时使用的物品，个体对公共物品的使用不会影响他人的使用。

　　公共物品的三个明显特性为：效用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

　　私人物品的效用可以分割，谁付款，谁受益。公共物品的效用不可分割，如国防、治安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是指，社会成员不需要支付费用就可以使用该物品，某个人享用该物品并不能排除他人享用该物品的权利，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该物品中获得效用。非竞争性是指个体使用该物品不影响他人的使用，增加一个消费者的生产成本不会增加，即边际生产成本为零。纯公共物品同时具备以上三个特性，准公共物品不同时具备这三个特性[2]。

　　准公共物品分为两类，即竞争非排他的物品，和排他非竞争的物品。布坎南将具有非竞争性但不具备非排他性，即具有集体消费所有权的物品称作俱乐部物品，奥斯特罗姆将具备非排他性不具备非竞争性的物品称作公共池塘资源[3]。根据两位学者的分类，准公共物品分为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公共物品的分类见表 2-1。

　　

　　公共物品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两类。在现实生活中，纯公共物品很少，如国防和治安等。大部分物品不同时具备公共物品的所有特性，这些物品被称作准公共物品。根据布坎南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准公共物品又分为：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

　　俱乐部物品是排他非竞争的物品，社会成员需要支付费用才可以享用该物品，但增加消费者几乎不会带来生产成本的上升。在生活中，自然垄断的物品具有该特性，例如有线电视、煤气和自来水等。公众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才可以消费以上物品，由于这些物品是面向全社会供应，增加一个消费者使用几乎不会带来成本的上升，该类物品就属于俱乐部物品。

　　公共池塘资源是竞争非排他的物品，社会成员不需要支付费用就可以享用该物品，但当消费者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个体消费该物品会影响他人的使用。一些公益物品具有该特性，如公益图书馆，公园等。当公园内的消费者超过了其可承载能力，就会出现拥挤现象，公众使用公园就存在了竞争性。因此，该类物品属于公共池塘资源。

　　2.1.2 城市公园的准公共物品特性

　　目前，我国的城市公园大部分免费开放，仅有少数公园收取费用。根据公共物品的特性，城市公园的效用不可分割，具有非排他性以及某种程度的竞争性。因此，城市公园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

　　城市公园的效用不可分割。由于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的性质，为所有人提供了游憩、休闲的场所，公众无需支付费用就可享用。因此，公众使用城市公园的效用是不可分割的。

　　城市公园的非排他性表现在公众无需支付费用就可以到城市公园中娱乐休闲，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获得身心的享受，某一个社会成员进入城市公园并不排除其他人进入城市公园的权利。因此，城市公园具备非排他的性质。

　　城市公园的竞争性表现在其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上，公园的环境承载力也不容过分超负荷。当公园的游客量不断上升，直至超过其承载能力时，公园出现拥挤现象，此时个体对公园的使用影响了他人的使用效益。因此，城市公园在游客量增多表现出拥挤时，具有竞争性。

　　以上分析表明，城市公园具备了公共物品的某些特点。城市公园效用不可分割，具有非排他性和某种程度的竞争性。因此，城市公园属于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价值，可以由所有使用该物品的个体所获得的效用来估算。个体的效用等于其支付意愿，即实际支出与消费者剩余之和。因此，全部个体支付意愿的和就代表了该公共物品的总效用，即公共物品的价值。

　　2.2 城市公园相关阐述

　　2.2.1 城市公园的分类

　　城市公园历史悠久，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其认识有所差异，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关于其概念有不同的解释。景观学家蒙?劳里（M. Laurie），在其着作《19 世纪自然与城市规划》中，最早将城市公园定义为工业城市中的一种自然回归[4]。美国着名景观建筑学家奥姆斯特德（RL.Olmsted）被誉为现代城市公园之父，他认为城市公园是“城区非灰色地带的功能性公共绿色空间[5]。”我国台湾学者林乐建撰写了《造园》一书，明确提出“公园是为大众提供享受、游憩、修养的用途，能保持都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促进身心的调节，提高国民教养，并自由自在地享受园内的设施；兼有防火、避难和防止灾害的绿化地[6]。”

　　以上是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城市公园的定义，其概念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主观性。我国的一些书籍和行业标准给出了较为客观的城市公园概念的界定，见表 2-2。

　　

　　综合分析各行业标准、书籍、学者对城市公园的定义，本文总结出城市公园包括以下内涵：第一，城市公园属于城市公共绿地的范畴；第二，城市公园面向公众开放，社会公众可以自由使用；第三，城市公园功能丰富，如游览、休闲、观赏、娱乐、教育、健身、防灾、避险等功能；第四，城市公园由政府或公共团体建设或经营。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归纳为：城市公园是由政府或公共团体建设，具有休闲、游览、观赏、娱乐、教育、健身、防灾等功能，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绿地。

　　我国城市公园种类较多，根据我国《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结合城市公园的功能和规模，城市公园分为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和街旁绿地 5 个中类，又细分为 11 个小类[8]，为了使本研究具有代表性，本文以 G11 类（城市综合公园）下的 G111 小类（市级综合城市公园）为研究对象。

　　2.2.2 城市公园的价值构成

　　旅游资源包括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大部分城市公园以自然景观绿地为基础，结合人文风貌为居民提供休闲场所，因此，大多数城市公园是具有自然景观的自然旅游资源。

　　城市公园作为具有优美自然景观的公共绿地，具有休闲、观光、游览、健身、娱乐等功能，服务于城市大众。城市公园的存在要依托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自然资源及环境，由于具有不可分割性、一定程度的非竟争性、非排他性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不存在市场交易和价格。因此，城市公园属于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自然环境资源，资源具有稀缺性，有资源就有价值。本文对于城市公园价值的研究，界定为自然资源的货币化的经济价值的研究。

　　城市公园属于一种自然资源，要评估城市公园的价值，必然涉及到城市公园的价值构成，因此首先需要明确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构成。本文通过分析已有的自然资源经济价值分类，主要是 Pearce 和 OECD 关于环境资源价值的分类，在其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城市公园的价值分类体系。

　　（1）Pearce 环境资源价值分类体系。

　　英国着名经济学家 D. Pearce 对环境资源的价值研究较早，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了关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及其分类的问题。1994 年，皮尔斯在其着作中将环境资源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三部分；非使用价值包括：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两部分[12]。由此可见，将以上 5 种价值的计算结果相加所得的和就代表了环境资源的总价值，Pearce 环境资源价值构成见表 2-3。

　

　　（2）OECD 环境价值分类体系。

　　1995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了着作《环境项目和政策的评价指南》，书中提到了关于资源的价值分类问题。该书中的环境资源价值分类借鉴了 Pearce 的分类系统，但不同的是，OECD 将选择价值归入了非使用价值的范围。其认为，选择价值是属于使用和非使用价值之间的一种价值，但更偏向于非使用价值的范围[13,14]，OECD 的价值分类见图 2-1。

　　

　　（3）城市公园的价值构成。

　　通过分析以上关于自然环境资源价值的分类体系，可以看出，相关学者和组织较全面系统地对资源价值的分类进行分析。本文以城市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Pearce和OECD对自然环境资源经济价值的分类，结合城市公园的功能特点，为使价值分类更好地结合现实的经济核算，作者提出了适用于评估城市公园的价值分类体系，见图 2-2。本文将城市公园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又分为直接使用价值，如游憩使用价值，科普教育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环保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选择价值，存在价值，遗产价值。目前，城市公园的主要功能是为居民提供游憩、休闲的场所，因此，本文忽略科普教育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以游憩使用价值代表城市公园的使用价值。

　　

　　2.2.3 城市公园国内外研究

　　城市公园起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发展，从最早出现到发展至今，已有将近 200 年的历史。国外学者分别从多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国外对于城市公园的研究，主要从公平性与可达性的角度入手，部分学者还研究了城市绿地、森林公园等的价值。

　　（1）从公园的公平性与可达性角度。

　　Talen（1997）通过研究普韦布洛市和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城市公园分布，对公园分布的公平性进行了探讨[15]。Erkip（1997）评估了土耳其首都 Ankara 市公园的可达性与公平性，通过分析公园的个数和居民的分布，提出公园的分布应满足不足群体的空间需求[16]。Nicholls（2001）运用 GIS 评价了克萨斯州 Bryan 市公园的可达性，并与该区域的人口特征相结合，分析了公园的公平性和可达性级别[17]。Paul H.Gobster（2002）[18]和Kimberly J Sheinew（2004）[19]等分析了城市公园的使用者，发现城市公园是不同种族进行交往沟通的重要场所。

　　（2）从森林公园、城市绿地的价值角度。

　　More，Stevens，Philip（1988）通过享乐价格法（HPM）研究城市公园的价值，研究表明，具有较大开放空间的城市公园，对周边的居民带来较高的正外部效应[20]
。Anderson 和 Cordell（1988）[21]，Bolitzer 和 Netusil（2000）[22]，Jae Su Lee（2009）[23]等人研究了城市公园绿地对周边房地产和居民住宅用地价格的影响，以此得出公园绿地的价值。Salvador del Saz-Salazar（2008）等采用双槛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与条件价值法（CVM）相结合，评估了城市绿地的游乐价值。结果表明，该模型适用于对城市公园进行研究，对零支付的被调查者进行分析，发现居民的支付意愿受到收入和文化水平的影响[24]。Escobedo（2008）等从城市绿地净化空气，减轻大气污染的角度出发，运用成本效益法对圣地亚哥绿地的生态价值进行研究[25]。

　　我国城市公园在近年来迅速发展，学者对其研究也逐渐增多，研究范围主要有以下方面：景观规划与设计、公园的使用状况、游客的行为特征与满意度、经营管理方式、可达性和公平性、经济价值评估。

　　（1）景观规划与设计角度谭维宁（2004）对深圳城市绿地的规划进行分析，探讨了在城市化过程中，绿地系统规划需要改革[26]。田逢军（2006）通过分析上海城市公园的发展现状，对公园绿地的规划开发进行实证研究，其规划涉及综合和整体开发、开发内容和管理模式4个方面[27]。丁新权（2009）提出了城市生态公园规划布局的原则，认为公园应保持生物多样性、生态完整性，做到系统保护，区域分异，创造良好的城市公园环境[28]。刘鸿琳，王跃（2011）以宜昌市城市公园为例，从公园选址、分区、植被和生态等方面提出了城市公园的生态建设理念[29]。

　　（2）城市公园使用状况角度石金莲等（2006）通过对玉渊潭公园的使用者、使用方式和空间范围进行分析，采用 POE（PostOccupancyEvaluation）方法得到其使用状况报告，为公园改善设施和管理提出了建议[30]。任斌斌等（2012）[31]和孙学凯等（2014）[32]运用 POE 方法分别对长安公园、紫竹院公园和世纪公园进行研究，分析了使用人群的特点和不同的需求。结果发现公园的使用主体为中老年人，不同的人群在公园的活动内容有所差异，公园的活动设施受到使用者的高度关注，针对以上结果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胡金龙等（2013）对武汉市城市公园的使用状况作出研究，分析了城市公园的主要使用者，居民的出游目的、出游频率以及对公园的满意度，结合研究结果，针对管理中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33]。

　　（3）游客行为特征和满意度角度。肖星等（2003）[34]和张太美等（2005）[35]分析游客的行为特征，对兰州和乌鲁木齐城市公园未来的发展和管理方面提出了建议。谢佐桂等（2006）[36]和张建春（2008）[37]分别对深圳市市政公园和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的游客行为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对游客结构、出游动机和目的、出游方式和频率、对公园的认知和保护等进行分析，得出深圳市政公园应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教育功能。卢韶婧，张捷等（2011）以桂林七星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方程研究旅游地映像、满意度与行为意向的关系，结果表明游客对社会氛围感知对旅游地映像，服务和基础设施对满意度，满意度对游客行为均有正向的显着影响[38]。毛小岗等（2013）构建了居民满意度的结构方程，发现可达程度，感知价值和感知质量对满意度有重要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改善城市公园游憩质量，提高满意度的政策建议[39]。

　　（4）从经营管理方式角度。叶正茂（2007）分析温州城市公园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的运营模式[40]。汪芳等（2008）通过分析无锡园林的游客，提出了“期望差异一体验水平”的园林管理模式[41]。李小莉（2009）以柳州市柳侯公园为研究对象，对现有的先进管理理念进行探讨，结合免费开放公园的现状，提出合理的发展对策，不断提高管理水平[42]。彭超（2010）在其硕士论文中，研究了开放后的城市公园的经营效果，研究表明，免费开放的公园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43]。

　　（5）从公平性和可达性角度。李博（2005）根据公园绿地的分布布局特点，运用 GIS 技术，提出了绿地可达性指标的评价模式[44]。李小马，刘常富（2009）通过 GIS 技术，根据城市公园的布局，人口分布和道路状况特点，研究沈阳市公园的可达性[45]。李文等（2010）运用 GIS 技术分析哈尔滨城市公园的可达性和服务效率，结果表明哈尔滨城市公园空间分布不均衡，需要提高公平性[46]。

　　（6）从经济价值角度。唐芳（2009）运用 TCM 构建多个模型推导旅游需求函数，结果表明线性模型较为理想，估算出大连星海公园 2008 年的经济价值为 23.81 亿元，并对门票和公园相关服务项目提出建议[47]。王尔大，李作志等（2009）[48]和王喜刚，王尔大（2013）[49]利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推导旅游需求函数，对传统的 TCM 进行修正，分别对大连星海公园和老虎滩海洋公园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发现公园蕴含了巨大的价值。崔峰，丁风芹等（2012）运用 CVM 评估南京玄武湖公园的非使用价值，其 2011 年的非使用价值为 4.73 亿元，发现游客支付意愿与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存在显着相关关系[50]。熊岭（2013）运用CVM 评估了武汉江滩公园的非使用价值为 37057.28 万元，分析指出支付意愿（WTP）与居民的职业和月收入，对公园的印象和到公园的频率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51]。

　　纵观国内外关于城市公园的研究，其研究范围和角度涉及多个方面，较为广泛，但对于城市公园的价值研究较少，国内关于城市公园价值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因此，关于城市公园价值的研究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本文选取价值评估角度对城市公园进行研究。

　　2.3 福利经济学理论

　　2.3.1 福利经济学原理

　　20 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和霍布森开创了福利经济学，主要对社会经济福利进行研究。福利经济学以个人和社会福利为研究对象，探讨资源的配置问题。庇古主张效用基数论，他提出的第一个命题为：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也越大。增加国民收入必须通过增加社会产量来实现，增加社会产量就要求优化配置资源。第二个命题为：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社会经济福利越大。要想使社会福利增加，必须实现收入的均等，庇古的命题被称作旧福利经济学。希克斯和西托夫斯基否定了庇古的基数论命题，将福利经济学发展到新福利经济学阶段，主张效用序数论，个体间效用的高低可以用序数词来表示，其基本命题是：个人能准确地判断其自身的福利；社会福利取决于社会中所有个体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增加了，而没有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整个社会的福利就增加了[52]。

　　本文关于城市公园价值评估的研究以新福利经济学为基础，根据新福利经济学的命题，免费开放的城市公园增加了居民的福利状况，满足了他们休闲时间多样化的需求，丰富了他们的休闲活动，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享用城市公园获得效用，每个使用城市公园的个体福利都增加了，没有带来他人的福利减少，因此，城市公园有力地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可以用 WTP（支付意愿）或 WTA（受偿意愿）来测量物品的福利。当增加或改善某一物品带来了福利增长时，个人愿意为此物品支付的最大金额（WTP， WillingtoPay），或当减少或失去某个物品而致使效用下降时，为弥补此项损失而接受的最小赔偿金额（WTA，Willing to Accept）。物品的福利既可以用支付意愿（WTP）测量，也可以用受偿意愿（WTA）测量[53]。

　　2.3.2 TCM 和 CVM 的福利经济学原理

　　福利经济学与 CVM 有直接的联系：CVM 通过询问被调查者的 WTP 或 WTA，即环境改善或效用提高所愿意支付的最大费用（WTP）和环境恶化为弥补效用损失所愿意接受的最小赔偿（WTA）来估算物品的福利。消费者的个人意愿反映了其为获取某物品带来的福利增长而愿意支付的最大货币金额，或者为了弥补某项损失带来的福利减少所接受的最小赔偿金额。因此，消费者的 WTP 值或 WTA 值体现了物品带来的效用，通过询问其意愿，可以间接估算该物品的价值。

　　福利经济学与 TCM 也有联系：在福利经济学中，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支付某物品意愿值减去实际支付费用后得到的差额，代表消费者的净效益。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支付意愿，即实际支出的费用与消费者剩余之和，表示该物品的经济价值。当消费者剩余很小忽略不计时，实际支付的价格即表示该物品的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资源属于没有市场价格或价格较低的公共物品，消费者通过享受该资源获得效用，应该有较大的消费者剩余。旅行费用法（TCM）可以测量消费者剩余，通过消费者为享受旅游资源支付的费用（交通、餐饮、住宿等）作为影子价格，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推导旅游需求曲线，旅游需求曲线与实际支出价格所围成的面积为消费者剩余。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可以通过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测量，因此，将消费者剩余与实际支出相加即可得到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如图 2-3 所示：

　　

　　2.4 TCM和CVM相关阐述

　　2.4.1 资源价值评估方法的分类

　　城市公园的经济价值评估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结合城市公园的特征，对其某一时间段的货币化的经济价值进行估算。城市公园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没有市场交易，无法直接衡量其价值。对于无市场的资源价值的评估，可以通过“替代市场”或“支付意愿”等方式来进行。通过整理归纳相关文献，目前主要有三类评估资源价值的方法，分别是常规市场，替代市场和假想市场评估技术[13,14]。

　　（1）常规市场评估技术

　　常规市场评估技术是直接运用市场价格来估算资源的经济价值，该技术需要有足够的数据为支撑，数据不足时无法使用。因此，该技术适用于评估数据充分且有市场的资源和服务，主要有费用支出法，市场价格法，机会成本法等。

　　费用支出法（EM）从消费者的角度入手，以消费者在使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所支付的费用来衡量其经济价值。EM 包括三种计算形式：总支出法以消费者支出的总费用表示资源的经济价值；区内支出法以消费者在游览区内的支出表示其经济价值；部分费用法以消费者的部分支出（如住宿、交通、门票等）表示其经济价值。以上三种形式仅计算了消费者对资源的实际支出，未对消费者剩余进行计算，不能反映消费者的真实支付意愿，从而低估了资源的实际经济价值，由于需要足够的数据，也不适合评估游客较少的资源的价值。

　　市场价格法（MP）以资源交易或转让时的价格来估算其价值，适于有市场交易而没有费用支出的资源价值的评估。该方法以资源的市场化为前提，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没有规范的标准来实行。因此，该种方法具有一定的难度。

　　机会成本法（OCM）是指利用该物品做某种用途而放弃其他用途所带来的最大收入的机会成本来评估其价值。以保护环境资源的机会成本来估算其价值，即放弃资源用于其他用途（如获取木材）带来的收益来确定其经济价值，适合评估自然保护区的经济价值。

　　（2）替代市场评估技术

　　替代市场评估技术是将消费者在使用该资源时获得的效用或所支付的费用作为资源的价值。主要有两种方法：旅行费用法（TCM）和享乐价格法（HPM）。旅行费用法（TCM），又叫旅行成本法，是以消费者游览某地（风景区、公园等）的旅行费用（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等）作为替代物，通过构建旅游需求曲线来估算消费者剩余，将消费者的实际支出与消费者剩余相加就表示该资源的经济价值。由于消费者剩余是通过旅游需求曲线推导求出，因此 TCM 只能计算资源的游憩使用价值，不能计算其非使用价值。

　　享乐价格法（HPM），是通过人们支付的包括该资源物品在内的费用来估算该资源的经济价值。HPM 主要有两种方法：内涵工资模型是通过具有差异的环境对工资的影响来测算资源的价值；房地产价值模型是以资源本身（绿化条件、空气质量、地理位置、面积等）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来测算该资源的价值。享乐价格法对数据具有高精确度的要求，且数据的获取有一定难度，不能估算其非使用价值，因此适合对绿化、空气质量、水质、噪音等的价值进行评估。

　　（3）假想市场评估技术

　　在没有市场交易和价格的条件下，假想市场评估技术通过创造一个假想市场，获取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估算该物品的经济价值，主要包括：条件价值法（CVM），选择实验法（CE）。

　　条件价值法（CVM），又称模拟市场法、意愿支付法等，通过问卷调查构建一个假想市场，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对该物品意愿金额（WTP 或 WTA），以此估算该物品的经济价值。经济价值的评估以消费者的回答为基础，由于被调查者的回答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此调查数据存在一定偏差。CVM 既可以评估资源的使用价值，又可以评估其非使用价值，近年来在国内外发展较快。

　　选择实验法（CE）主要用于确定复合物品（由一系列有价值特征组成，如自然保护区等物品）的某种特征的变化对其价值的影响。与 CVM 相似，通过构建假想市场获取被调查者的回答来确定价值。选择实验法的调查设计和数据处理较为复杂困难，因此，CVM 比 CE 的应用要广泛。根据上文的介绍，本文整理了各方法的优缺点、应用条件和范围，各方法的总结对比整理如表 2-4 所示：

　　

　　关于资源价值定量评估的方法很多，每种方法有其使用条件、使用范围和优缺点，在实际运用时，我们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来选择。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公园，由于其属于公共物品，不存在直接市场交易，无法通过直接市场评估其价值。因此，本文选择了替代市场技术中比较容易获取准确统计数据，且计算结果相对可靠的旅行费用法（TCM）来估算其游憩使用价值，选择假想市场评估技术中操作相对简单的条件价值法（CVM）来估算其非使用价值。在使用 CVM 的过程中，由于是通过构建假想市场获取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被调查者的回答存在主观因素，本文尽量对可能出现的偏差进行控制，使计算结果更加客观准确。下面，本文将重点对旅行费用法（TCM）和条件价值法（CVM）两种评估方法进行阐述。

　　2.4.2 TCM 和 CVM 评估方法阐述

　　（1）旅行费用法（TCM）

　　旅行费用法（TCM）由 Hotelling 提出[54]，Clawson 正式创立。该方法于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使用，并于 60、70 年代得到发展，是评估没有市场的物品的价值的最早方法。

　　TCM 将实际旅行费用（如交通费、门票费和餐饮等）作为替代物，构建游客在一定时期的旅行次数与实际旅行费用和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变量的函数，推导旅游需求曲线，通过旅游曲线计算消费者剩余，实际旅行费用与消费者剩余相加即为该资源的经济价值，见图 2-4。

　　

　　其中，CS 为消费者剩余为旅游者实际支出的旅行费用，为旅行次数为零时的旅行费用，Q 表示一定时期内旅行次数。当= 0时，旅游者实际支付费用为零，CS 即为该资源的价值，为曲线下的总面积。当≠ 0时，积分求出消费者剩余 CS 与旅游者实际旅行费用相加为旅游者的支付意愿，即该资源的经济价值。

　　旅行费用法（TCM）通过游客享用资源所进行的市场交易，将消费者剩余引入公共物品价值的评估，计算结果将更加真实合理。但 TCM 通过游客的市场行为推断其支付意愿，数据的获取只能在被估算的对象（风景区、公园等）内进行，通过对该资源内消费者的调查来获取该资源的经济价值。因此，TCM 只能评估已开发资源的游憩使用价值，不能评估未开发资源的价值。

　　TCM 发展至今，分为三种模型：即分区模型（Zonal Travel Cost Method，简称 ZTCM），个人模型（IndividualTravelCostMethod，简称 ITCM）和随机效用模型（RandomUtilityMethod，简称 RUM）[13]。

　　分区模型（ZTCM）将游客按照其出发地划分小区，并假设每个小区的游客具有相同的旅行费用，通过出游率和出发地人口的关系推导需求函数来计算游憩价值；个人模型（ITCM）以个人或家庭为样本，通过分析个人某一时期的旅行次数与个人旅行费用、距离、旅行时间以及样本社会经济特征等关系，通过模型计算得出结果；随机模型（RUM）主要用来评估两个及两个以上旅游目的地的游憩价值。

　　ZTCM 关于同一小区具有相同的旅行费用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且旅行的时间成本属于旅行费用的一部分，影响消费者剩余的计算。ITCM 无需划分小区和进行不现实的假设，操作便捷，以个人或家庭样本为基础，不需要对旅游者分区进行数据聚合，因而在统计上更加真实有效。ITCM 将个体的旅行次数作为旅行费用、旅行时间、距离和个体社会经济特征的函数，数据更加灵活可靠，且容易处理时间的机会成本，适合评估当地居民为主要客源的旅游资源的游憩使用价值。城市公园的主要客源是当地居民，且个体的旅行费用、距离和时间都有所差异，因此，本文选择个人旅行费用法（ITCM）评估城市公园的游憩使用价值。ITCM 的关键是消费者剩余的计算，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个体的旅行次数，旅行费用，旅行时间，距离，交通方式，以及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等信息。通过推导旅游需求函数，明确旅行次数与旅行费用之间的关系，求出游客的消费者剩余，与实际支出（COST）相加，从而计算出资源的游憩使用价值，见公式 2-3。

　　游憩使用价值 = (人均 COST + 人均 CS) ? 游客人次 （公式 2-3）（2）条件价值法（CVM）1947 年，条件价值法（CVM）由经济学家 Ciriacy-Wantrup 提出，又叫做意愿支付法、模拟市场法等[55]。CVM 通过问卷调查构建一个假想市场，直接询问消费者对该物品意愿金额（WTP 或 WTA），经计算得到人均意愿值，以此估算该物品的经济价值。

　　CVM 调查通过询问被调查者的 WTP 或 WTA，即环境改善或效用提高所愿意支付的最大费用（WTP）和环境恶化为弥补效用损失所愿意接受的最小赔偿（WTA）。消费者的个人意愿反映了其为获取某物品带来的福利增长而愿意支付的最大货币金额，或者为了弥补某项损失带来的福利减少所接受的最小赔偿金额。

　　人类的活动能体现出环境资源的价值，可以通过消费者对于环境资源物品的支付意愿来衡量其价值。通过人们对于支付意愿的表达，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对没有市场的物品进行定量的评估。因此，CVM 通过获取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评估该物品的经济价值，通过构建假想市场获取数据，通过不同的问卷设计，既能对使用价值进行评估，又能对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而且几乎是评估非使用价值的唯一方法。本文运用 CVM 评估城市公园的非使用价值，其计算公式如下[56]：

　　

　　公式 2-4 中，WTP 值为旅游者对某旅游地的总支付/接受意愿；????????为旅游地的人均支付/接受意愿；??为被调查旅游地有支付/接受意愿的人数；N 为某旅游地被调查者的总数；M 为旅游地所在地区的居民总数。需要注意的是，到过该旅游地的居民与未到过的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支付金额（WTP 值）具有较大的差异（显然到过的居民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更高）。因此，本文为避免偏差，将 M 界定为被调查旅游地的游客总数。

　　2.4.3 国内外应用 TCM 和 CVM 的研究
　　
　　（1）国外应用 TCM 和 CVM 的相关研究60 多年前，国外就进行了自然资源等公共物品价值评估的研究。关于资源价值评估的方法，最早出现在 1947 年，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Hotelling）[54]为美国国家公园提出了价值评估的参考方法——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TCM）。同年，Ciriacy-Wantrup 提出了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55]。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琼斯?迪皮特（Julse DuPuit）提出费用—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首次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随后，马歇尔（Marshall）对消费者剩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57]。本时期，国外的学者主要运用 CBA 方法评估资源的经济价值。

　　20 世纪 60-70 年代，由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冲突日渐明显，环境资源表现出更大的稀缺性，经济学家开始探讨资源等公共物品的经济价值。在此期间，以约翰?克鲁蒂拉（John Krutilla）的着作《自然保护的再思考》及其与艾斯琳?费舍尔（AnthonyC.Fisher）合着的《自然资源经济学：商品型和舒适型资源价值的评估研究》

　　最具代表性。他们提出了“舒适性资源的经济价值理论”，认为资源具有真实性，不确定性，唯一性和不可逆性，需要严格控制使用并加强保护，为资源价值的定量评估奠定了理论基础[58]。在评估技术方面，Clawson和Knetsch对Hotelling提出的旅行费用法（TCM）进行修改和完善，被称为 Hotelling-Clawson-Knetsch（HCK）方法。Clawson 和 Knetsch于 1966 年研究了户外游憩活动的经济价值，创立了首个 TCM 模型，成为最早的分区旅行费用法模型（ZTCM），后逐渐发展为一种流行的资源价值评估方法[59]。1973 年，Brown和 Nawas 提出了 ITCM 模型，以个体旅游者的相关特征来推导旅游需求函数，以个体样本进行模型回归，该方法被称作个人旅行费用法模型（ITCM）[60]。在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条件价值法（CVM）评估户外活动的经济价值。1963 年，经济学家 Davis 首次对 CVM 进行案例研究，评估了缅因州海岸森林的户外娱乐价值，标志着应用 CVM的开端[61]。CVM 在 70 年代得到发展，评估范围逐渐扩展到户外活动、空气和水质质量、污染治理等方面[62]。

　　20 世纪 80 年代，学者对资源价值评估的研究逐渐增多，方法也不断完善。在此期间，条件价值法（CVM）迅速发展，到 20 世纪末，关于 CVM 的案例超过了 2000 个[62]。

　　Robert Mitchell 和 Richard Carson 运用 CVM 对政府的改善环境质量项目的价值进行评估，推动了 CVM 在欧美国家的发展。一些国家将 CVM 确定为评价资源价值的有效方法，并以评估结果作为决策依据[63]。1989 年，美国政府运用 CVM 计算 ExxonValdez 油轮泄露导致海洋环境破坏的价值，并以 CVM 结果对其进行经济处罚。1986 年，BeaSley和 Workman 等运用 CVM 对城市绿地的游憩价值进行估算[64]。至此，TCM 和 CVM 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86 年，两者被美国作为评估自然资源损耗的有效方法。1987 年，英国林业委员会指定用 TCM 来评估森林资源的游憩价值[65]。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环境资源价值的研究方法主要以 TCM 和 CVM 为主，许多学者对理论方法进行了扩展，评估的理论及方法发展更加成熟和完善，研究对象的范围也逐步扩大。1991 年，Willis 和 Garrod 运用 ITCM 研究了美国森林资源的游憩价值，推动了 ITCM 的发展，ITCM 成为 TCM 的主要研究方法[66]。在此时期，CVM 方法快速发展，在西方国家被广泛应用，本时期的研究案例见表 2-5。

　　

　　Pawinee Iamtrakul et al（2005）运用 CVM 评估公共公园的游憩价值，认为政府出台环保政策可以提高公众的支付意愿[72]；SalvadordelSaz-Salazar（2008）[24]

　　等采用双槛式模型（Double-Hurdlemodel）与条件价值法（CVM）相结合，评估了城市绿地的游憩娱乐价值。结果发现，该模型适用于对城市公园进行研究，对零支付的被调查者进行调查分析，居民的支付意愿受到收入和文化水平的影响。Chae（2012）评估了英国 Lundy 岛的海景观光的经济价值，通过构建旅行费用模型，计算人均消费者剩余，结果为 359~574英镑/人[73]；Alam Khorshed（2013）以孟加拉国一条受损河流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大力支持该项目，对修复该河流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支付意愿与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存在相关关系[76]；Antou?ková和 Michaela（2013）对比分析了 TCM 和 CVM 对国家公园游憩价值的计算结果[77]。

　　1947 年，国外相关学者提出了 TCM 和 CVM 研究方法。20 世纪 60-70 年代，资源表现出稀缺性，相关学者开始对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方法随之发展。到 80 年代，CVM 迅速发展，TCM 和 CVM 被广泛应用，成为研究资源价值主要的评估方法。90 年代以来，TCM 不断完善，对于 TCM 的模型分类的研究增多，扩展了 TCM 的应用范围。

　　由于 CVM 既能评估资源的使用价值，又能评估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而且 CVM 被认为是评估非使用价值的唯一方法，应用 CVM 的研究也迅速发展，但 CVM 通过构建假想市场获取数据，以被调查者的回答为数据来源，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88]。

　　国外较早开始对资源价值评估进行研究，拥有较多的案例分析，评估方法发展较为成熟。一些研究成果被用于指导相关部门的决策，并通过立法形式将资源的价值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国外价值评估方法应用广泛，主要包括森林、国家公园、海滨、河流等自然资源，但多数研究只针对某项活动的价值进行评估，对人文资源价值评估的研究较少。

　　（2）国内应用 TCM 和 CVM 的相关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重视资源的价值，相关部门的学者首先对国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做了介绍。初期，相关学者对森林资源的价值进行了评估，随着资源价值研究的推进，研究对象的范围也逐渐扩大，资源价值评估在国内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为理论探索学习阶段。相关学者借鉴了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并开始评估森林资源的价值。陆鼎煌等（1985）[79]和吴楚材（1992）[80]以张家界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评估其游憩价值；王连茂（1993）对北京香山公园的森林游憩价值进行评估[81]；1996 年，陈应发对国外森林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82-83]。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通过借鉴国外成熟的研究经验，初步了解资源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国内的资源价值评估开始发展起来。

　　第二阶段始于 1996 年，国内的研究案例逐渐增多，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艾运盛等（1996）评估了武夷山的游憩价值，将评估理论和方法首次应用到风景名胜区[84]，此后关于资源价值评估的研究不断推广，这些研究推广了 TCM 在国内的发展和应用。2000 年以后，国内出现很多应用 TCM 和 CVM 评估资源价值的案例，部分学者对评估方法的数学模型等做了进一步分析和调整，使之更符合国内资源价值的评价。本时期国内的研究案例见表 2-6。

　　彭新育等（2000）研究了 TCM 的理论和方法模型，并对使用模型的条件做出了分析，进一步完善了旅行费用法[85]。李巍和李文军（2003）运用改进的旅行费用法（TravelCost Interval Analysis，简称 TCIA）对九寨沟的游憩价值进行评估[86]。张茵，蔡运龙（2004）为解决多目的地旅行问题，提出了多目的地的 ZTCM 模型对九寨沟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87]。郝伟罡等（2007）以 400 元为界限将旅行费用分成两组，运用半对数模型和线性方程推导需求函数，对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的价值进行评估[89]。赵玲，王尔大等（2009）改进了 ITCM，求出大连星海公园的游憩使用价值为 16.085 亿元[91]。王尔大，李作志等（2009）[48]和王喜刚，王尔大（2013）[49]利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推导旅游需求函数，修正了传统的 TCM，分别对大连星海公园和老虎滩海洋公园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发现公园蕴含了巨大的价值。2000 年后，CVM 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范围扩展到自然保护区、森林、河流、景区等方面。曹建华（2005）运用 CVM 分别对森林资源环境价值和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进行研究[92]。郭剑英等（2005）用 CVM 评估了人文景观——敦煌的旅游资源价值[93]。崔峰，丁风芹等（2012）运用 CVM 评估了南京玄武湖公园 2011 年的非使用价值为 4.73 亿元，发现游客支付意愿与人口统计学特征存在相关关系[50]。

　

　　一些学者结合运用 TCM 与 CVM 对比分析资源的经济价值。许抄军等（2005）应用 TCM 和 CVM 评估凤凰古城的使用和非使用价值[94]；李鑫等（2013）运用改进的旅行费用法（MZTC）和 CVM，对华山和大唐芙蓉园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进行了对比分析[97]。

　　部分学者研究了 CVM 的有效性，曹建华等（2005）运用 CVM 评估了森林资源的价值，对影响支付意愿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其相关关系符合逻辑的合理性，从而确定了CVM 的有效性[92]。张茵等（2010）运用 1.5 边界二分法和支付卡阶梯法引导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对九寨沟的游憩价值进行测算，发现 1.5 边界二分法的支付意愿较高，通过对偏差进行校正，得到了两种方法较为一致的结果[95]。董雪旺等（2011）对九寨沟 2008、2009 年的游憩价值进行对比分析，其价值分别是 3.33 亿和 3.46 亿，通过再测信度检验，发现其信度较高，而效度检验则表明 CVM 易低估环境资源的价值[96]。

　　我国较晚开始研究资源的价值，初期主要是理论探索和学习阶段，通过介绍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尝试将评估方法用于森林资源价值的评估，后逐渐运用旅行费用法（TCM）对山岳、风景区等进行价值评估，且大多数运用 ZTCM 或改进 ZTCM 进行研究，应用ITCM 的案例较少。2000 年后，CVM 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范围扩展到自然保护区、森林、河流、景区等方面。近年来，国内学者综合研究了评估环境资源价值的方法，并进行综合或对比分析，理论方法和应用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部分学者开始对相关方法的有效性进行研究。此外，国内的研究成果仅在学术范围内发挥作用，未得到政府机构的采纳。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资源价值的评估做出了大量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逐渐发展完善，评估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本文将资源价值评估的研究扩展到城市公园，选取 TCM和 CVM 两种成熟可行的方法对其价值评估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