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眷恋台湾的本土关注
2.3.1 深植于心的眷村情结
眷村，是台湾在特殊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社会存在，是 1949 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安顿大陆军人和家属的城中村。如此，不同地域省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家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朱天文的父亲朱西宁，祖籍山东，二十一岁时投笔从戎，随国民党奔赴台湾，便成了眷村中的一员，有“战后第一代眷村作家”、“军中作家”等称誉。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等向来被看作第二代眷村文学的优秀代表。
在朱天文的早期作品中，很多都是以眷村生活为背景展开的，如《强说的愁》、《乔太守新记》、《传说》以及 1984 年出版的《最想念的季节》等。朱天文曾说：“我前后在眷村里生活了十四年，这些特定的生长背景，成为我写作上很大的资源和动力。”①眷村特有的生活环境，使朱天文从小就看到、听到了很多与大陆紧密相连的东西，小说家出身的父亲朱西宁有着强烈的外省人意识，在对朱天文姐妹进行家庭教育时，亦经常讲起山东老家的种种旧事。逢年过节眷村人都以朝北祭拜来告慰祖先，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所以，深植于心的眷村情结对朱天文电影小说和剧本的创作也有显在或隐在的影响。
《小毕的故事》中的时代和生活背景便是眷村，其中毕伯伯就是第一代眷村人、外省人的代表，他们忍受亲人失散，孤独地生活在异地他乡。大部分都从军人转业，从事较为底层的工作，生存在社会底层。在这种境遇下，“老乡”这个带有强烈地域特征的群体就变得十分典型和重要。故乡已难有归期，从一个故乡走出的人之间的联系就更加紧密。在《小毕的故事》中，“河南老乡”这个群体概念有着全程参与性。毕伯伯和毕妈妈的结合起因就是他们的撮合与介绍，毕妈妈去世时，出殡时河南老乡都到了，帮着把丧事料理得整齐周到，毕伯伯老年时，儿子不在身边，有空就和河南老乡一起喝茶赏豫剧。“河南老乡”已成为眷村关系形态的一个缩影，小毕后考上军校，成为“中华民国空军中尉军官”,也象征着第二代眷村人已成长起来了。
《童年往事》中朱天文在眷村情结上的延续与升华体现在“祖母”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祖母年纪大了，大部分记忆都逐渐模糊，唯有大陆和家乡的概念反而愈来愈清晰。她在大陆生活多年，觉得睡在家乡那张大床上才最舒服惬意，而台湾日式榻榻米的住所，过于狭窄和拘谨，进出都不习惯。祖母经常收拾起包袱，郑重地邀请她最疼爱的孙子陪她回大陆，“同我转去大陆呐，阿哈咕，带你去祠堂禀告祖先考中啦。”
对祖母来说，虽然台湾也有亲人陪伴，但终归不是家乡。其中“祠堂”、“路”、“桥”、“菜花田”等意象，都是家乡的代名词。祖母与毕伯伯同为第一代眷村人，可其对台湾生活的适应性比较差，“回大陆”的意识又明显比毕伯伯强烈得多，这决定于人物的经历和观念。祖母人生的主要记忆和社会关系都在大陆家乡，来台后，她没有时间去重新开始，所以固有观念里认定“大陆即祖国”,落叶归根的意识随着岁月流逝有增无减。
因《童年往事》带有侯孝贤自传性质，故可以获知，侯也深受祖母“大陆家乡”意识的影响，这在他的影片中也有多处体现。
《尼罗河女儿》中的父亲形象也是第一代“台湾大陆”人，在大陆已有妻室，来台后又组建了新的家庭，面对了人生中的许多生离死别，在台湾亲人去世时，都没有流泪，而收到香港转来的信，得知母亲去世消息时却在半夜独自流泪不止。四十多年的背井离乡中，“母亲”在他的意识里已代表了全部的“家乡”意义。即便在台湾有家庭，他在儿女眼中依然是沉默寡言的“悲剧人物”.
阿山的父亲是“眷村军官”的代表，“他爸以前在大陆是上校，来台湾重新合编，一缩变成中校。”
仕途上的不如意，是随蒋来台的大批军官普遍面临的问题。而退休后，生活处境或许趋向更恶劣。养鳗鱼赔光，卖馒头不会吆喝，为寻求精神上的支撑而信教。但在现实处境中又无法真正理解何为教义，做到心中平和，所以屡次引发家庭冲突。从“阿山父亲”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折射出了一类眷村人的生活和精神困境。
王德威曾言“眷村生活是四九年后台湾文化中极重要的现象之一”②，而以此为背景兴起的眷村文学，也应该是台湾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眷村文学反映了两代外省人的生活状态和回忆，亦是研究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殊窗口。朱天文在眷村生活了十四年之久，于她而言，眷村已“变成一种颜色，一段曲调，一股气味，永远留在生命的某一处了，稍一触动，就像钱塘江的排山踏海袭来。”③朱天文在自己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两代外省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阿孝祖母因人生经历与大陆密不可分，所以“大陆家乡”意识分外强烈，实不能融入台湾。毕伯伯通过工作和组建新家庭，表面上可以融入台湾，实际却与台湾本地人毕妈妈在思想和世俗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也是毕妈妈因一句重话而自杀的诱因之一。阿山父亲来台后同时遇到生活和精神困境，试图通过信教来获得解脱，却没有成功。小毕和阿孝作为第二代外省人，都在眷村度过迷茫、躁动的青少年时期，后小毕成长为空军军官，阿孝亦找到人生方向，证明他们从生活和精神意识上都彻底融入了台湾本土。即便朱天文后期转入了都市小说创作，依然可在其字里行间寻得眷村的影子，可见她对眷村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之深。
2.3.2 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
台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缘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 17世纪 20 年代开始便饱受外族侵扰，并在清朝末年沦为日本殖民地。1945 年日本投降撤出后，大批外省人融入台湾，从此与台湾本地人开始了一个长期的在冲突中融合之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西风”盛行，与传统文化的矛盾日渐加深，到六七十年代，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传统文化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
《悲情城市》是朱天文原创剧本中较为关注家国叙事的代表作，其重新将颇为敏感的台湾“二·二八”历史事件推到公众面前，以引以社会注意和讨论。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当代史上的“禁区”,从 1947 年至 1987 年历经 40 年戒严，无人敢公开讨论。朱天文和导演侯孝贤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揭开了这块历史伤疤，以此探讨“台湾身份”问题。
剧本以林家家族四兄弟的遭遇为窗口，从历史细处着笔，时间上始于 1945年日本人投降，终于 1949 年国民党迁都台湾。细述了在残酷的历史面前，生命个体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莫大“悲情”.日据时期，林家四兄弟正如台湾人中的大多数，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大哥周旋于黑帮，老二被强征带走，生死不明。老三因被日本人带到上海做翻译，回台后便神志不清，在历史中痴傻。
老四是聋哑人，被抓被打时都无法为自己辩解，生理和精神上都被剥夺了话语权。四兄弟尴尬而悲惨的处境，正是台湾社会一个时代的群像缩影。
《悲情城市》在剧本序场中点出日本天皇正在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以此交待历史背景。此时，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民众对重归祖国怀抱充满了美好的期待。林家一家老少忙忙碌碌在为迎接新生活做准备，给新出生的孙子取名“林光明”,将重新开业的酒馆唤作“小上海酒家”,“光明”、“上海”都是与回归和祖国有关的意象。不过，部分外省投机分子不断在台湾寻衅滋事，结帮拉派，以暴力勒索钱财，以致台湾社会陷于混乱，民众苦不堪言。
随之而来的国民政府又以“统治者”身份驻入台湾，歧视带来的尊严丧失大大伤害了台湾民众的感情。“日治时期不满日人歧视，来台的外省人又处处以为高人一等，台人因之视这些外省人为‘新统治者'.加上台湾人与外省人长期隔离，语言不通，教育背景及生活习惯不同，因而彼此难以沟通，感情亦难融洽。”
外省人与台湾人的矛盾愈结愈深，最终引发了“二·二八”事件。林家四弟文清在生理上是聋哑人，在政治上无鲜明立场，却也没有逃开这激烈的冲突漩涡。文清的“聋哑”是台湾人受压迫压抑的暗喻，他们在历史变更中没有话语权，一直处于被歧视和奴役状态。朱天文曾言“不但聋哑此事本身所可能辐射出来的许多新状况，而且将特别倚重梁朝伟以眼神、肢体语言，甚至以凝悍的无声世界之表达法，好比用默片的字幕插片。”②由此，台湾人民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聋哑般“无言”的状态和境遇深化了其悲情意识。
从日本投降后期盼回归祖国的欣喜，到被接管后与外省人和国民政府的不断冲突，台湾本地人实是处于黑暗与光明过渡间的灰色地带。被压抑，被歧视，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对自己乃至整个台湾的身份产生了非常深的疑惑。
在剧本第 88 场中，宽美的信上写着“……我们没有走，因为不知道要走到哪里……阿朴长牙了，常爱笑……你小叔比往日更默然……”③“不知道要走到哪里”正是当时一代台湾人迷茫的群体心态，探听亲人杳无音讯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反映，也是漂泊感的强化，“更默然”则能看出“二·二八”事件给台湾民众造成的心理伤害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不过，剧本也以孩童长新牙来预示时间的前进，历史在发展中终将覆盖住这段伤痛，未来依然值得更多美好方面的期待，为悲情意识浓厚的剧本增添了一点光亮的展望。
2.3.3 对乡村与都市二元对立的聚焦
除了《悲情城市》这样明显的家国叙事和对台湾身份的寻觅，作为台湾新电影知名编剧的朱天文，亦在其他剧本中关注了台湾历史转型期的蜕变及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台湾经济迅速发展，1981 年国民年平均所得达到 2630 美元左右，经济形态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大批青年怀揣着绚烂的都市梦从乡村奔赴而去，却遭遇了从未预想到的生存和精神困境。
朱天文以台湾转型期为大背景，以台湾乡土文学为沃土，聚焦乡村与都市的二元对立，在《风柜来的人》、《安安的假期》、《恋恋风尘》等电影小说和剧本中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台湾乡土文学的常见批判主题为“反映台湾农村的经济破产，城乡下层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社会转型中新旧价值的碰撞，以及揭露美、日新殖民主义在台湾的行径和社会滋长的崇洋媚外心理。”①这些都在朱天文的电影小说和剧本中有所体现。
《恋恋风尘》中，阿远的父亲是矿工，薪酬微薄，无法继续负担阿远的学费，所以阿远初中毕业后就去城市打工。剧本在第 33 场描写了一次矿工罢工事件，矿工因报酬过低提出不满，矿主态度却十分强硬，致使双方矛盾冲突升级，而最后的谈判结果也只是道歉，并未加薪。由此可以看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固有的以土地为主的生产模式已遭到破坏，农村经济甚至处于破产边缘。
村中劳动力，包括男人和妇人都在矿场工作。另外，底层工人依旧处在被剥削地位，薪资过少，自身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几乎没有话语权，靠谈判也无法解决实质问题，贫困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变。
《安安的假期》以儿童视角展现了乡村因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旧价值碰撞与冲突。首先是乡村的变化，已铺了柏油马路，“农会迁了新地方，谷仓便改成制塑胶袋厂。”
工厂的出现是乡村工业化的体现，而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骑着摩托车到城里上班的昌民正是新一代乡村青年人的代表，他们比较西化，追求信仰和爱情上的自由，与依旧严肃保守的外公一代人在思想观念上格格不入。在恋爱遭到家庭反对时，昌民冲破家的束缚，去外面和碧霞同居。后是外公主动去昌民住所探望他们，这代表着传统观念对新兴文化的让步。
《风柜来的人》以阿清的经历和感受展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阿清一开始觉得乡村天地过小，不知道做些什么，家庭氛围又十分压抑，所以逃离了乡村的藩篱。而在都市，他又只是边缘人的身份，住在拥挤的住所，做底层工人，无法融入真正的城市文明。在城市的快节奏、浮躁和乡村的慢步调、恬静中，阿清最终选择了向乡村传统文明回归。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小说作者朱天文在城市与乡村对立问题上的情感倾向。
朱天文此类电影小说和剧本虽在内容和表达上比较倾向于台湾乡土派，但其中又有一些不同。台湾乡土派作家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真实地表现了农村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在转型期中的阵痛和无所归属，以黄春明为代表的乡土派中“最纯正”的一脉尤为典型。比如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揭发了农村买卖儿女、逼良为娼等种种令人发指的现象和行为。其对人性中忘恩负义、自私至近乎兽性的揭示非常彻底。比较起来，朱天文便温和得多，尤其在看待转型期的乡村上仍带有浪漫眼光。阿远和阿清从都市归来时，乡村仍以它特有的恬静和胸怀接纳了他们。安安的外公也并没有与儿子彻底决裂，而是特意去到昌民的住所，将安安母亲顺利生产的消息带给他们。朱天文电影小说和剧本中的乡村，即便在经济结构上发生着变化，但其特有的人性淳朴一面依然得以保持。
综上所述，朱天文的电影小说和剧本创作首先在数量和成果上是比较丰富的，其《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中有电影小说 6 篇，剧本 8 部，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支持。另外其选取的书写对象，少年、女性、城市边缘人等都深具时代性。对台湾的本土关注方面，《悲情城市》以小家族入手从而完成了宏大的家国叙事，实为非常有价值和力度的突破。涉及到台湾转型期，农村和都市二元对立等主题，朱天文以女作家的细腻延伸出浪漫温情的目光，使本来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变得平缓而诗意，作为朱氏文本特质显得非常与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