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警民关系和谐的原因探析

　　第四章 影响警民关系和谐的原因探析

　　4.1 警民环境方面的原因

　　4.1.1 社会认同感缺失

　　传统的警民关系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公安民警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管理者，处于警民关系的“领导”地位，而公众作为被管理者，处于被支配地位。广大人民群众对警察高度信任，在思想上认为警察是忠诚可靠、服务人民、扞卫社会安全的“忠实卫士”.基于这种高度信任，在特定的管制社会中，人们一般强调警察权的有效实施，而弱化公民权的意愿表达。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普通群众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不断提升，部分民众开始意识到警察权对公民权的相对剥夺性，他们以扞卫个人隐私、确保个人生命安全等各种理由拒绝协助公安民警工作，对警察的日常工作配合度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公众开始关注警察义务的实施情况，特别是警察提供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的质量。一旦警察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处理管理和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及时改变服务策略，就会出现失误，从而降低群众对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信任度，影响警民关系。

　　更严重的是，一些群众把对警察的不信任转化为愤恨情绪，在特殊的环境下容易发生袭警事件。群众的不信任感和敌对情绪给公安民警带来极大的工作压力，使广大民警很容易产生职业挫败感，进一步恶化警民之间的关系。在调查中，一位公安局长反映：现在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的非常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叠加，而且关联性、敏感度不断增加，所有这些纠纷最终汇集到公安机关。警察在解决这些纠纷的时候，群众总是以怀疑的态度进行对话，甚至有群众利用高科技手段拍摄整理对话过程，一旦警察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加剧警民之间的冲突。

　　4.1.2 舆论导向偏离

　　近年来，媒体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言论自由的宽松环境下，各种信息、言论通过多种媒介迅速传播，某些媒体为了使增强新闻效应，不惜对部分警务事件进行选择性的报道，故意诋毁、抹黑警察形象，对群众进行错误的舆论引导，以至于阻碍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主要表现为：一是媒体对警务事情进行歪曲报道从而误导舆论。瓮安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因谣传和失实报道引发的危机，部分别有有心之人对当事人的死因产生怀疑，就利用媒体和舆论捏造情节、歪曲事实，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他们借打砸政府机关发泄自己对社会、对警察公务活动的不满，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二是媒体新闻用语的思维定式曲解事实，导致警察公共关系危机。部分新闻工作者为吸引公众眼球，在行文过程中通过主观臆断运用“我是警察我怕谁”这样的字眼，以第一人称反映事件中警察的心态，客观上影响了警察的形象。三是社会信息化发展增加了舆论引导难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发生改变，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的媒体，“微博”、QQ、论坛等网络平台的应用日渐广泛，影响日益突出。一条歪曲或者夸大事实的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甚至有些信息警方主管领导或者主管部门都不了解，在互联网上瞬间成为广大网友热议的话题，部分网民掌握了话语权，等到警方出来澄清事实的时候，很多人则片面的认为是警方辟谣的托词。在非官方的网站或者交流平台，关于警方的各种信息大多是负面的，对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4.1.3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社会治安问题越严峻，警察需要承担的治安责任也就越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各种经济形式并存，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不可避免要面临蛋糕如何分配的问题。部分地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青少年犯罪问题日趋严峻，导致社会治安形势空前复杂，“两抢一盗”、打架斗殴等各类案件高发，引起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恐慌。在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难以有效遏制各种治安案件，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往往会把对犯罪分子的憎恨转移为对公安工作的不满。2009 年，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对当地“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三项工作群众满意度进行调查，当地群众对辖区社会治安很满意的仅为 2.1%,满意的为 13.1%,一般的为 42.2%,不满意的为 35.5%,很不满意的为 7%,总体满意度仅为57.4%.群众对社会治安不满意，必然会对公安机关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到警民关系和谐发展。

　　4.1.4 社会动态管理难度加大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流动速度也日益加快，2010 年开始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经高达 2.6 亿，其中六成以上是 80 后、90 后。这些年轻人在不同的地域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不断改变生活环境，从一个熟人社会进入不同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贫乏，警民之间的距离感越来越大。过去对常住人口进行辖区管制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断拉大主要体现在：一是空间上的距离感。传统的人口管理主要是“熟人社会”模式，当地民警通过入户走访、排解纠纷、处理案件等社区基础警务工作，可深入了解辖区内人口的总体特征、大部分居民的具体情况。随着流动人口新趋势的出现，公安机关面临着“常住地民警管不着、暂住地民警管不了”的尴尬局面。大部分流动人口常年在外工作，除了办理与户口、生育、医疗等有关的行政业务手续，平时极少跟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民警和其他人交流。暂住地公安机关除了打击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宣传公共安全防范知识时能够接触和服务流动人口外，也很少与流动人口进行交流。正是由于民警缺乏和群众接触的机会，拉大了警察和群众的距离。二是表现在心理上的不信任和疏离感。社会发展的动态化，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使犯罪率呈现出上升趋势，还出现了新的违法犯罪手段，使公安机关必须不断加大防范、打击、管理、惩罚的力度。对于严格执法的民警，一些群众由衷地产生了疏离和矛盾感，对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起到阻碍作用。

　　4.1.5 非警务活动累积

　　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广大群众维权意识逐步提高，在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中，有些行政部门或者企事业单位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往往因为一些日常的劳资矛盾、官民矛盾大动干戈，发生群体性事件。由于现有的体制缺乏疏导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平台，一旦发生诸如堵路、静坐等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都会通知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控制现场，把警察推向矛盾的风口浪尖。有调查显示：参加过非警务活动的民警达到百分之九十，其中在百分之四十的民警看来非警务活动量大，而百分之六十的民警觉得非警务活动会影响公安机关形象。面对这种非警务活动，民警处于两难境地，不出警就是不支持地方政府工作，变相影响到地方政府对公安机关的看法和支持力度；一旦出现在现场，必然与群众产生隔阂、纠纷，特别是在有关部门不能及时解决矛盾的情况下，群众就会认为警察出现是在袒护政府，导致公安机关成为群众发泄怨气的直接对象，严重影响警民关系。例如，云南的“孟连事件”,表面是由于经济利益，而深层原因却是群众不满意政府，不信任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非警务活动参与过多，不可避免会造成工作中和群众的对立，从而在冲突中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