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创新与转型(2)

　　因此，将协同治理作为新时期下政府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势在必行。构造新媒体、公民、政府三者有效互动的多元化治理新模式，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践：

　　（一）政府理念更新：强化危机意识

　　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十分重视、重建新时期下的危机管理模式，但是从现实的危机管理模式中，不少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以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为主导的现象，难以更新传统的危机管理理念。一言以蔽之，中国政府缺乏协同治理的政府危机管理理念。我们必须关注到，信息化时代下，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有合理传播信息的权利，各种思潮和观念都有了呈现的平台（如微博、博客等），自上而下的垂直信息结构体系被一一打破，集中管控的传统危机管理思维已经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发展。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建立于行政与政策管理基础上，多以快速的行政手段来应急，临时组建领导班子，全社会政治动员，搞人海战术，这实际上是一种运动化的方式，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

　　古人云，"居安思危，危则有备，有备无患。"政府危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预防而不是治疗。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充斥着各种复杂危险的未知因素，政府危机意识不可或缺。政府需要建立一种区别于传统模式的常态化、常规化的危机意识观念，在传统模式下，政府危机管理呈现被动、回避的特征。当代国际社会成熟的政府危机管理则应该是表现为主动出击与回应的完整过程。这需要政府将政危机管理纳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中来。确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主动出击，确保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则无法实现有效的危机管理，对于政府而言，更是如此。

　　必须要将强化危机意识上升到危机管理战略的高度上来。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将政府公务人员更新危机意识作为円常化工作进行。其次则是将认识提升到实践程度，即加大公务人员的円常危机管理知识与能力的培训力度。对政府公务人员危机管理知识的相关培训在西方国家屡见不鲜。他们的培训重点在于结合本国面临的社会、民族矛盾等如何进行反危机。因此，为了提升应急能力，这种培训方式必不可少。如高校职业教育、党校培训，等等。为实行有效的政府危机管理提供心理、物质保障。

　　积极向服务型、责任型政府转型是强化政府危机意识的必然走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现代政府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改革契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划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这就要求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优势，发挥其巨大潜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势在必行，这也是构建政府危机多元化治理模式的重要契机，转变政府行政职能，意味着政府要更多地放权于市场，缩短政府管理半径，由"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这种转型的必然趋势也为政府危机多元化治理提供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思路。

　　（二）重视媒体协同：整合媒体资源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量，不管是按重要程度计算，还是按照时间计算、按精力计算，除了最核心的决策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和媒体打交道。"美国班尼诗教授说："在当今时代，处理媒体关系，已经从原来的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就能驾驭的一门艺术，变成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把握的一门科学。"从内部培养与媒体交往的能力很重要。在政府危机管理中，新闻媒体与政府危机管理二者相辅相成。新媒体在危机管理中扮演着"助燃剂"或"灭火器"的角色，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也至关重要。著名的营销传播专家唐？舒尔茨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其理论的核心为一种系统化的传播方法，即统筹运用一切传播方式并以最佳方式组合，取长补短，通过对传播方式的充分利用追求传播效益最大化。新媒体的互动性、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信息平台的幵放性，都对传统媒体己有的功能进行了补充和拓展。因此，为了最大化发挥危机传播的效应，不妨让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联姻，既能发挥对传统媒体的补位功能，提高危机反应的速度，又能提高信息发布的权威度，弥补政府在管理上存在的不足。

　　1.媒体资源互补，重构危机管理机制

　　新时期下的政府危机信息传播多元化模式要求深度整合媒体资源，将二者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为构建政府危机治理多元化模式提供技术基础。人们不再是接受全方位的信息，而是全方位地接受信息。为了发挥各类媒体的优势，让公众更迅速、清楚地了解信息，我们必须深度整合媒体资源。

　　一是报纸强调信息的深度。报纸作为印刷类媒体的代表，拥有极高的发行量、极多的种类、极大的信息量、极好的储存性，以刊载新闻和时评为主、评论现实生活为主要形式。以连续刊载、追踪报道等方式深入报道，引导社会舆论。因此印刷类平面媒体可以深入挖掘信息源及背后的要素，全方位为读者解惑。报纸在危机发生前后可以通过深度釆访相关权威管理人员来为公众准确传达信息，真实地表达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及组织的价值观。

　　二是电视强调信息的真实度。电视以声音、画面为主要表现形式。正如克纳马拉所说："当有一只苍蝇或文字落在你的鼻子上时，观众将听不进你的任何一句话，因为他们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只虫子如何刺痛你。"现场直播有则更强调真实感。

　　在面对危机时，观众关注的不是超凡的镜头感，而是第一时间的真实现场画面。

　　三是新媒体强调信息的速度。政府危机管理需采取主动发布、及时跟踪的方式来面对新媒体的危机传播方式。主动发布强调政府在危机管理中需重视自身的权威意识，主动与民众沟通、联系；及时跟踪则强调互动交流。政府要多渠道了解公众动态，征求意见、监督议题，为公众诉求提供平台。目前我国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正逐步在网上得到实现，但是仅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进一步深入了解。微博的独特作用正在R益凸显。微博的应用是影响到整个危机传播管理的重要因素。微型博客的简称是"微博",用户编辑一百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它拥有庞大的注册用户群体。芙国的推特是最早的微博形式。

　　2009年1月美国奥巴马就职与同年6月的伊朗选举危机事件中，推特的关注度超过美国CNN频道。微博信息传播的"零时差"使得信息在极短时间内覆盖整个网络。

　　2.媒体责任共担，重建信息传播机制

　　美国传播学者霍夫兰通过研究发现，公众对信源的信任度与专业的权威性影响信息可信度。所产生的影响力与信息的可信度呈正相关的关系。新媒体的属性特征使其对危机事件反应迅速，与公众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同时其强大的交互功能和信息的开放性也减弱了传统媒体对舆论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主要是由于新媒体对信息发布者无法控制，加上新闻"把关人"功能难以发挥，新媒体失去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权威性。在危机初始阶段，手机、博客等个人化的新媒体掌握着主要的危机信息，能够对危机迅速做出反应。尤其是在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中，身处危机现场的个人往往能够比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更快更准确的采集到危机现场的信息，并通过手机或博客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补充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源。由于参杂多种主观性因素，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并不能得到确保。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应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遵守科学的危机报道原则。构建、规范相应的媒体管理机制，明确划分其职权范围，加强新媒体传播的伦理规范建设。

　　通常情况下，法律法规作为制度性手段来惩罚恶性信息传播事件时必要的，作为非制度性的伦理道德规范则是补充性方式，不具有强制性特性。往往是以柔和的方式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安定。法律往往在事后发挥效力，而伦理道德的约束力能够防患于未然。由于新媒体的传者和受者身份十分复杂，很难确立一套能被大家一致认可和遵从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国的伦理文化源远流长，要想进行全面的概括，难度亦非常大。因此，目前关于新媒体的伦理规范都存在着不完整性。传统时期的伦理关系对于约束人们行为上具有重要作用，人们自主性观念的强化使得新媒体时代下的伦理越是方式的重要性被弱化，因此，与传统伦理相比，新媒体的伦理更注重道德自律和对自我的一种约束力。进而逐渐放松对媒体报道权，使其在信息报道中更具有积极性、主动性。

　　（三）培育治理能力：壮大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作为西方引入的词汇，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因素。莱斯特。M.萨拉蒙在《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角》一书中考察了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在公民社会的作用，这是研究非营利部门的代表著作。他认为，但凡满足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等五个特性的组织都可以称为非营利性组织。

　　社会公众对于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非常重要，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参与各类社会、政治活动都需要非政府组织这一重要平台与载体。一般而言，公众参与各种活动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公众自己作为单独的个体参政议政或；第二种是社会公众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一定的组织团体加入，并形成一定的参与规模。显然，第一种方式是一种"单打独斗"式的个体参与，对于参与活动尤其是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甚微。而第二种则整合了公众的力量，是一种"团体"式的参与形式，能够发挥危机治理的最大效能。因此，真是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为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平台。非政府组织作为危机管理中的重要组织资源，聚集了原本有限的公众资源，为第一时间充当危机治理后备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

　　2010年12月，由于建嵘教授等专业精英组成的公民观察团所进行的"第三方调查"就在危机事件调查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有学者曾评论，这一"学界公民调查团"在专业性以及程序性上是可以期许的。尽管这一调查最终并没有成功，但是这也不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这是学界学者自行组织的观察团对于危机管理而言是是一种创新模式。反而，政府应该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加大培育非政府组织的力度，这也需要公权力的支持。引入非政府组织这一变量因素作为政府危机治理的新力量，作为政府危机管理的后备力量，完善危机辅助机制。在危机传播中，如何消解新媒体的负向作用，除了整合媒体资源之外，还可以寄希望于非政府组织，即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具有协助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社会自组织团体。

　　政府需要大力培养非政府组织，为其创造有效平台，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带动公众的联动作用。政府是危机管理的唯一主体，非政府组织能为政府危机管理注入新鲜血液。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它们往往通过具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方式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为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能更有效地实施政府危机管理。政府在培养公民素质时必须注重培养多方面、全方位的公民意识。既要有基本的公民思维，又要具备在新媒体时代下正确使用新媒体来进行危机治理的能力。公众在这里的涵义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不具备基础知识的普通社会成员，也包括那些具有权威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等各行业人员。那么，对于那些普通社会成员来说，如何在充斥着复杂信息的新媒体时代对危机信息进行正确辨认，形成自己独特的判断能力至关重要，这能为有效的危机治理提供智力、心理支持。对于有权威的专家学者来说，他们是最有能力为危机治理献计献策的群体，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于其他社会从业人员尤其是媒体工作者来说，他们具备洞察、判断危机走向的基本技能，能够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现实情况为其他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实现危机治理的重要协同作用。因此，在危机治理中引入社会各行业从业人员参与危机治理，能为公众有效参与非政府组织奠定基础，更可以提升公民思维与组织化程度。

　　显然，实现有效的政府危机治理多元化机制必须要将多种社会主体都纳入到这一机制中来。只有当多种治理主体被公权认可并提供有效平台时，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才有可能会被转变。在新媒体发展迅速的今天，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转型势在必行，政府可以按照各个主体之间的责任、能力、受益大小来区分相关责任主体与参与对象，有效的政府危机治理模式的实施将会降低相关管理的经济成本。这些措施都可以极大地缩减政府危机管理的成本，为最终构建危机治理多元化模式注入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