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教师，作为阳光下最为高尚的职业，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教师不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在长期与学生的接触中，也面临着大量的情感投入与精神的消耗。随着相关职业损耗的相关研究的深入，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已经成为教师职业研究中的重点问题。
一方面，教师的职业倦怠极大的加重了教师职业历程的难度，甚至正在成为缩短教师职业生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教师的职业倦怠所扰动的远不只教师群体本身。
在对教师自身巨大的直接而负性的扰动之外，职业倦怠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教师所在的教学环境以及生活环境，这其中包括了学校工作系统的有效运行、师生的互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乃至教师群体的家庭环境。小学教育的对象是正在处于身心成长并未成熟的少年儿童，而乡村的特殊环境下，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如果乡村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不能得到有效的预防与缓解，会直接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下降。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查阅，目前关于乡村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数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都集中于一般教师群体，并未对乡村教师这一群体单独进行职业倦怠的研究。另外，在以往研究中，由于分类研究的缺失，一般教师群体研究所出现的结果是否能够推广至乡村教师群体仍然值得商榷。积极情绪对于乡村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是否与一般性群体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目前亟待研究。
乡村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的现状如何？是否在不同个体间存在着差异？以往研究中效果显着的积极情绪是否对乡村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拥有同样的效果？积极情绪对职业倦怠的缓解途径具体是什么？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乡村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及积极情绪进行研究，以期能进一步拓展乡村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的理论研究，并为后期的干预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历程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积极情绪研究现状
积极情绪是每个个体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随着心理学领域各类研究的发展，积极情绪的研究也越发的丰富。积极心理学兴起后，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从精神疾病进而转向人性的积极方面，而与此同时，积极情绪的研究就变得愈发的重要。
1.1.1 积极情绪的内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积极情绪的内涵都处于一种讨论的状态中。到底什么才是积极情绪，直到目前为止，不同的学者也对这个概念保留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与阐述。一部分学者强调，积极情绪就是众多正性情绪中的一种，其突出的特点是包含了愉快的的特性[1].但是与此相反，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正想价值与积极情绪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联系。他们将积极情绪解释为一种诱因情绪，即积极情绪能唤起个体对情绪对象的趋向性行为或倾向[2].
尽管，分歧依然存在，但现有研究对于积极情绪的定义都指向一个共同点：积极情绪能产生正向感受。
1.1.2 积极情绪的分类
Fredrickson 在 1998 年到 2004 年间对积极情绪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对这一定义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这一分类成为目前积极情绪研究领域中最为受人认可的分类系统。在这个理论系统中，先后既包括了简单的基本情绪，也囊括了较为高级的复杂情绪共六种，即快乐（joy）、兴趣（interest）、满足（contentment）、爱（love）、自豪（pride）和感恩（gratitude），其中自豪与感恩是其后期研究中才加入的[3].
1.1.3 积极情绪的测量
情绪的测量手段一直以来都在随着心理科学的进展而不断丰富。现今关于情绪的测量中，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现有手段的不断丰富，一般情绪的测量分为主管体验的内省或自我报告、对生理指标的唤醒状态的探查以及外显特征的获取三种途径。积极情绪的测量中，也基本都集中于这三个途径。
在主观体验的报告方面，主要通过自陈量表或者相关问卷以完成内省或者自我报告的方法完成相关测量任务。较为常见的问卷有正负性情绪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Affect Schedule）、初中生情感评定量表等[4].
生理指标唤醒情况包括外周神经系统的变化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唤起。而在生理唤醒维度上，一般通过生理多导仪对被试外周系统的变化进行测量以及脑认知相关仪器EEG、ERP、PET 以及 fMRI 等仪器对大脑进行积极情绪的探查。外部表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表情方面，通过对肌肉电位（EMG）的记录，对 Duchenne式微笑这一区别于其他情绪反应的表情以及相关肌肉群的活动进行记录.
1.1.4 积极情绪的相关理论
Ashy 的研究从生理上对积极情绪在制定决策等方面的存在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解释。作为一种神经递质，高浓度多巴胺能够增强个体的思维敏捷程度，并克服定势思维。而他的研究恰恰发现，适宜强度的积极情绪会提高中脑边缘皮层以及前扣带皮层的多巴胺水平[6].另外关于积极情绪的来源，也存在着诸多理论假设。
有研究者以神经科学为依据对积极情绪的来源进行了解释，即积极情绪有可能来源于遗传物质中的多巴胺，且这种来源途径不易发生变化；也可能来源于种系进化过程中的积累，例如教养是可以通过人体内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以遗传的方式传递给个体，在这种途径遗传的积极情绪的强度不易发生变动。另外，在种系的进化过程中，各项指标的积累也会对积极情绪的获得提供条件。
除此以外，也有学者认为个体的积极情绪来源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愉悦的身心体验、深厚的人生阅历以及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都为个体的积极情绪的积累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作用[7].
1.1.5 积极情绪的功能
现有的研究中，积极情绪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抑制消极生理反应、缓解负性情绪以及拓展认知三个方面。当个体面对消极情绪时，会本能做出两种反应，即进攻或者逃跑（fight or flight），而积极情绪的唤起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起到抑制的作用，依此 Fredrickson 提出了撤销假设[8]
.另外，Fredrickson 在关于积极情绪的后期研究中发现，在同样体验焦虑等负性情绪后，在积极情绪的条件下，被试个体的心血管活动的恢复速度要显着好于中性情绪的被试。这表明积极情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极生理反应。
Block J 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弹性个体”.这类个体在生活中往往有更强的唤起积极情绪的能力。弹性个体能够有效且迅速从消极情绪中挣脱，并迅速适应环境变化。因此在 Block J 的研究环节诱发消极情绪的过程里，“弹性个体”却报告出了的积极情绪[9].
与 Block J 的诱发任务相类似，有研究者通过使用电影片段诱发被试产生愉悦、满足、焦虑以及愤怒四种情绪体验。并设置对照组，对照组的情绪唤起目标为中性情绪。
在被试情绪的成功唤起后，要求被试完成“整体--局部性”知觉加工任务。最终对被试在各自实验情景中的注意区间进行记录。结果发现，在快乐以及满足这两种积极情绪的成功诱发后，被试的注意广度显着优于对照组[10].
1.2 教师职业倦怠
1.2.1 教师职业倦怠概念
职业倦怠（Burnout）的相关研究在各个行业的研究中都极为广泛，教师行业的职业倦怠是由 Willard McGuire 于 1979 年提出的。与积极情绪相同，研究者们对于教师的职业倦怠的定义也是各有所持。在经历了漫长的研究后，现在大部分研究都倾向采用Maslach 等人的定义，即“教师职业倦怠是指教师不能顺利应对工作压力时的一种极端反应，是教师在长期压力体验下所产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的衰竭状态，典型症状是工作满意度低、工作热情和兴趣的丧失以及情感的疏离和冷漠”.本研究沿用了这一定义。
1.2.2 教师职业倦怠的测量工具
国外研究中，由于对于定义的理解大都沿用 Maslach 的理论，因此在新近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往往采用 Maslach 所编订的问卷（MBI）。
国内研究中，我国的研究者们也多采用 MBI 进行教师职业倦怠的测量。但 MBI 在测量中也出现了本土化的需要。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本土化的教师职业倦怠的测量工具。也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测量工具的本土化工作。王国香等人通过对青岛中学教师为样本群体，通过使用教师职业倦怠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以及自动思维问卷为效标，对编制的问卷进行了检验与修正，最终形成了本土化的教师职业倦怠问卷[12].与这种思路相仿，有研究者在修订过程中在 MBI 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维度：知识衰竭[13].
1.2.3 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
在早期的职业倦怠研究中，Maslach 的研究发现，个体的个人特点、所从事职业的职业特征以及身处的工作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倦怠的水平。而 BP Buunk 等人在 1991 年的研究中发现压力事件与消极情绪的唤起有着直接关联，在日常工作中对于薪酬奖励的比较容易产生倦怠。在工作结束后，人际关系的质量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品质将决定个体是否有能力消除倦怠感[14].Pines（2002）在研究中发现，教师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情况与职业倦怠间存在着显着相关[15].1979 美国教育协会的研究发现，在日常教师的工作中，75%的教师都报告了学生的纪律已成为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学生的管理问题已成为教师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之一[16].控制点理论认为，个体存在两种归因方式，即内控点与外控点。持内控观的个体倾向于将成败归因于个体自身，而外控个体则归因于外部的不可控因素。Rotter 的研究发现，教师在内控与外控方面的不同也会影响倦怠的产生。在持有外控点观点的教师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17].
在国内的关于影响因素的探究中，大部分都集中于相关研究。徐晓宁的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压力与社会支持对教师的职业倦怠有着很大的影响[18].而赵玉芳与毕重增的研究显示，教龄在 6-10 年的老师职业倦怠最为严重，而其他教龄阶段却体验到更少的职业倦怠。与其他研究不同，赵玉芳等人的研究发现了职称对于教师群体职业损耗的巨大影响。在工作中职称等级的晋升会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出现与形成。但在性别、学校类别以及是否是班主任这三个维度上，不同群体的个体的职业倦怠水平没有显着差异[19].
连榕以职业成熟度为入口，通过对不同的职业阶段的教师进行分层[20],将现有的教师依次分为新手、熟手和专家型教师三种群体。凭借为视角对教师的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在职业倦怠方面，专家型教师面对倦怠的能力最为优秀。但与此同时，新手与熟手两个群体之间却并未发现任何显着性差异。另外，处于三个阶段的教师都存在着很大程度且无差异的情绪耗竭。这说明我国教师普遍都在高压力、高焦虑的处境中挣扎，只是专家型教师更能消解这一处境。
1.2.4 教师职业倦怠的干预策略
职业倦怠的干预一直都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教师的职业倦怠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一直都是研究者们所重视的课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倦怠的来源的探查为职业倦怠的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按照教师的职业倦怠的来源，现有的研究大体将缓解职业倦怠的途径归为三类，即个体内部的缓解、学校管理层面的干预以及社会系统的引导。
职业倦怠的最大来源在于个体内在的精神压力的积累，这也成为缓解职业倦怠的最大突破口。有研究证明，教师的归因方式、职业人格等内在自我认知的调整对于职业倦怠的干预有着显着的作用[21].另有研究者认为，对于自身职业发展的明确规划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个体在面对职业倦怠时更有自我恢复的力量。
而在学校管理层面，学校的相关政策的制定将直接影响教师的从业体验。小学教师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来源于教学，在更多时候，日常纪律的管理以及行政工作的压力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教师的职业倦怠。所以，如何从学校层面为教师营造一个科学的管理系统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就成为缓解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的重要课题。
在我国，教师行业在社会中虽然享有较好的声誉，但在这声誉之下，教师背负了远超于声誉本身的压力。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评价体系；对教师职业的负担给予合理的减负；提升乡村小学教师的待遇等都能从各个方面减轻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