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家庭观的产生背景
“家庭”（family）之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占有一席之位，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以及前人如赫西俄德、柏拉图等家庭观的提出不无关联，甚至可以说，这些在历史与思想史上所遗留的影响，都是促成亚里士多德家庭观的重要土壤。
同时，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伦理学着作的研读可以看到，赫西俄德对家庭功能的叙述，柏拉图在他的理想政制所表达的去家庭化思想，它们或为论据、或为反驳的观点，都作为重要的组成脉络，在他的关于家庭观的思想中或隐或现。
第一节 理论背景
在对家庭史的研究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直被学界视为研究古希腊城邦家庭的重要参考，与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提出的家庭观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确较为保守，他没有对当时雅典社会结构下的家庭提出变革性的要求，相较之下更多地偏向阐释家庭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家庭中的关系应该以何种形式的存在最佳。因此不少学者将他在《政治学》第一卷中所展示的家庭观思想作为史类资料进行研究，但在伦理学学科视野中，这种角度的解读与考察显然是不够的，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哲学家，在他的政治学说中所展现的家庭观并不仅是简单地对当时的现实状况进行白描。从思想的脉络而言，他批判继承了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所提到的有关家庭的观点，同时也对柏拉图意图取消家庭的存在，提倡公妻公有制度这一大胆设想做出反驳。亚里士多德的家庭观并不是凭空出世的，他接收并承认了当时古希腊思想家所传述的一种符合当时历史现实的家庭观，但同时也通过自己的理论对当时存在的一些传统家庭观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另一方面，柏拉图的家庭观思想是他立论的一个“靶子”,是他强调取消家庭的城邦并不可行的一个重要的对立论点。
一、赫西俄德家庭观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对赫西俄德的家庭观思想的批判继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财富与奴隶是组建家庭的首要条件。赫西俄德将财富与生产力看做一个家庭能够得以组成的前提，因此人们成家之前应当先置办生产工具（譬如奴隶或者耕牛）以增加自身的财富，所以当“先营其室，以安其妻，爰畜牧牛，以曳其犁”①，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赫西俄德透露出了一个人要想组建家庭，他当有“房屋”、“牲畜”、“牛”等财富与生产工具，最好得先有一个奴隶，但如果在穷人的家庭中，则将“牛”视为奴隶使用，因为这两者都属于有生命的工具的范畴。通过对“奴隶”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强调，赫西俄德将农业视为一个家庭维持生计最基本也是最好的生产方式，“神赐的财富尤佳”②，符合自然四时的运作而生产出来的粮食是最好的，这也是赫西俄德撰写这本册子的依据，亚里士多德在对财富的论述中透露出对此种态度的赞同，真正的财富当是符合自然且自身存在价值的，为此他批判当时人们将作为中介物的货币看作财富来追求是不正确的，就货币的自身而言，它所具备的价值是人为赋予的，并不是自然所赋予的，因此这种“价值”并不是恒常的，亚里士多德假设了一种情况，如果人们转移了对这种具体中介物的信仰，那么所谓的“货币”就便一文不值了，因为其本身不具备任何的实用性价值③；就“追求货币”这种行动的而言，它并不具备“善”, 货币只是人们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一种手段而已，通过获得生活必需品达到人体质的增加和生存的延续才是目的。既然对货币的追求并不能增加人们的德性，这种货币上的贸易被排除在他所列举的五种营生方式以外，从自然中取得的才是最为良好的，“很明显，为了人类的持续，自然提供了动物和植物。当个体获得自然为人类创造的东西时，取得出于自然。因此获得生活必需的事物也出于自然。”④。
从两者对此的强调能看出，经济功能是当时古希腊家庭最主要的功能，财富对一个家庭而言至关重要，它不仅给个体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城邦经济生活的来源，古希腊时期社会等级就依据人们所持有的财产数额进行划分，从而界定公民参与管理城邦政治事务的门槛，因此，家庭就成了公民进入政治领域的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赫西俄德将娶得一位贤良的妻子视为人生之大幸，因为贤良的妻子能够增加家庭的善德，但他对婚姻的立场却不是亚里士多德所支持的。在赫西俄德看来，婚姻是为了繁衍后代，给个体晚年的生活提供保障，但就婚姻本身而言并不是愉快的，“如果一个人挑选了结婚的命运，并且娶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那么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恶就会不断地和善作斗争；因为如果他不巧生了个淘气的孩子，他就会下半辈子烦恼痛苦得没玩没了”①。既然娶妻是生活之必然，那么妻子的德性就应当由丈夫来进行塑造，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女性服务男性与男性所掌管的整个家庭，男性最好娶一个少女为妻，这样可以正确引导她德性的成长。
尽管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生育功能是家庭存在的首要意义之一，并且提倡应当注意对女性德性的培养，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赫西俄德的思想。首先，家庭的生育功能是为城邦服务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家庭为城邦创造出合法的公民，城邦通过双亲的出身进而界定公民权，对个体自身的追求而言，人类对后代的繁衍也不局限于对晚年生活的保障，而是为了遗传自身的生理特征，通过繁衍寻求一种永恒性。在适婚年龄上，他认为婚姻应当在男性与女性身体成长得适合进行交配与生育的年龄阶段开始，男女双方过早结婚都不利于子嗣的生长，通过对男女生殖能力的考察，他将男女的适婚年龄分别定在了 37 岁与 18岁，与赫西俄德所认为的男人应当娶少女为妻的观点也有所出入。
二、柏拉图的家庭观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柏拉图在设想他的理想国家的政制时提出了三大有争议的论点，其中就包括了提倡公妻公子以取代家庭和私有制，将男女的结合与生育归入到国家所直接操控的范围内，这是柏拉图的家庭观中最重要的两个内容，而这些措施在城邦里实行需要一个前提，即柏拉图所言第一个“波浪”,女性应当与男性接受同样的教育，因此在城邦的护卫者阶层中，女性与男性就会有一样的社会分工。这种设想在当时无疑是大胆的，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所提出的家庭观提出两个方面的质疑：
第一，针对公妻公有制在理论层面上所具有的缺陷，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家庭观在实行效果上并不具有理论上所能预想的效果。柏拉图所提的公妻公子与财产公有制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邦的公民在对同一种事物的看法上不受个人私欲的影响而达到整齐划一，“要是一个城邦的极大多数人对同一事物能以同样的方式说出‘是我的’或‘不是我的',那么它就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①，从柏拉图对这项立法所追求的结果来看，公民们不以公私划分领域，不因是与个人相关而有所偏袒，不因与自身无关的而有所漠然，因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我的”这个人称指代的内容已经被抹去，每个公民的利益都与任何一个公民有关联（或者没有关联），这样就不存在只关心某部分特定群体的利益的现象，社会阶层的矛盾就得以消解，柏拉图将此当做是一个国家治理得当的表现。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法律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柏拉图希望通过取消家庭与私有制而达到所有公民的个体都能合而为一地以“我的”一词去称呼一个事物，但又因为这个“我”由单一的个体叠加组成，作为主体的公民在使用这个语词时会明确地知道自己只是构成这个“我的”的一部分，他们对公共事务所涉及到的“我”所感受到的责任感便会降低，反而不利于城邦的发展。
第二，公妻公子制度会带来道德上的混乱，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之间所发生的亲昵与罪行也便失去了在道德上本应拥有的刻度。柏拉图想通过政治的强力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让每一个公民都不知道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与兄弟姐妹，人们就有可能与自己的亲属发生过分亲密的行为，这在伦理意义上是不能容忍的，同样的，人们本该由于亲属关系所产生的所带来的亲密感也会因为被掩盖而不存在，罪行就有可能在具有亲属关系之间的人发生，罪行也仅能得到法律上的制裁，却无法对当事人在道德上进行谴责。
柏拉图意图取消家庭形态，提倡全部财产公有制的社会在当时的希腊城邦并不具备可实践的现实条件，雅典城邦中的女性传统地位低下，企图将女性提至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的做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显得操之过急。此外，当时雅典依旧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作方式是城邦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中主要由奴隶承担劳力，但是柏拉图对奴隶的处置却略显粗糙，认为只要支付其工资便可让他们作为体力为城邦产出，但是却没有给奴隶予以适合的安排，亚里士多德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他讨论城邦的最好形态时保留了家庭的存在，维持家庭的伦常关系对当时城邦的发展而言仍旧是必要的。
第二节 现实背景
亚里士多德的家庭观的提出有基于当时现实要求的原因。他生活在公元前4 世纪的雅典，彼时雅典的城邦制度在历经了公元前 5 世纪辉煌后开始落入了一个窘迫的处境，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给雅典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的除了在物资上的巨大消耗外，战败的结果也让雅典人民开始对民主政治产生质疑，政治上的衰败开始呈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可以看出，他对城邦的政治设想一方面基于理论，一方面也针对当时雅典的社会在精神上所呈现出来的一片颓势，为此他试图结合经验与理论为雅典当时的政治找寻一条可靠的出路。
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当时的雅典人--甚至是对希腊人而言，带来的是同一片共同的精神困境，布克哈特对此的评价为城邦中神圣性的丧失①，曾经引以为豪的城邦体制在年轻一代人的心中的地位不再如以往那样崇高，城邦的荣誉难以成为年轻人追求的对象。此外，对人生的道德价值的追求出现了政治出走的现象，以犬儒学派与昔勒尼学派为代表，关乎城邦的善的问题不再纳入他们学派的伦理学追求范围中，个人的善不再与城邦的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犬儒学派以第欧根尼为代表，斥责城邦与理智等是使人的天性腐坏和堕落的事物，伦理生活的追求应当舍弃这些代表文明的事物而顺应自然；昔勒尼学派以阿里斯底波为代表，他们主张一种最为原始的快乐主义，而幸福不再成为人生活的目的，只有当下所能体验到的快乐才是伦理生活的价值所在②。二者所提倡的哲学思想只是当时古希腊社会所弥漫的精神气质的一隅，但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了这种城邦的善与个人的善有逐渐分离的趋势，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伦理学思想让城邦与个人的善统一起来，因此有了探讨政治中最佳政体的需求，其中家庭的形式与家庭和城邦的关系是他论述城邦与个人存在一致性的重要环节。
另外，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当时一些高贵家族的德性已经出现了沦丧，这正是人们不重视家庭的作用所带来的影响之一，“高贵的出身是指就家族而言的德性，其高贵之处就在于，没有偏离或丧失家族的本性，然而这在那些出身高贵者中是通常见不到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一些窝囊废”③，他所举的例子包括了在雅典声名显赫的政治家与将军的后代们，伯利克里的大儿子克山提普斯奢侈败坏，由于不满父亲对他的管束而不惜以父亲的名义到处借钱，最终父子对簿公堂，他为了报复甚至故意散布流言损害父亲的声誉；小亚西比德耽于赌博，最终输尽了财产①。这种高贵家族的德性在后代中难以为继的原因有运气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家族中德性的传承比喻为庄稼的收成，具有优秀资质的人出现之后就会有较为平庸甚至低下资质的后代接踵而来，但确保优良的德性能够传承下去，既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城邦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