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经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 21 世纪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件大事情。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在 30%到 70%之间时，将会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2014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 54.8%,并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失地农民的问题开始凸显：他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被动地失去土地，在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城镇生活，同时还不能完全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条件的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他们在城镇中受到了多方面的排斥，被排挤在城镇的边缘，同时又无法回到农村中，大多处于“半城市化”或“边缘城市化”状态，难以真正融入城镇。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被动涌入城镇。
然而，城镇并没有很好地接纳失地农民，导致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出现诸多问题；失地农民同样也还没有做好进入城镇生活的物质与心理准备，被城镇化的浪潮裹挟，随波逐流。因此，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过于追求速度，忽视了质量，给失地农民带来诸多问题的同时，也为城镇的发展埋下隐患。总体来看，农民对城镇化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城镇的工资水平、公共服务以及发展前景远远好于农村，农民渴望借助城镇化的契机进入城镇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农民在进入城市之后，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也难以寻找到稳定的工作，极易成为“五失”公民，即失地、失业、失保、失权、失身份，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城镇化给了农民进入城市的机会，但各种问题也伴随着征地拆迁开始凸显出来，各种现实矛盾引发了失地农民心理上的冲突与不协调，这种心理上的冲突与不协调又会导致其行为呈现非理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不利于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自 2003 年以来由征地引发的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2007 年以后冲突爆发的频率明显增加，其中，2010 年和 2011 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占 2003-2011 年被报道事件的 62%.
频繁发生的征地冲突以及各类恶性群体性事件给我国高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敲响了警钟，各种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味地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切实将失地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帮助失地农民快速实现城市融入，才能保证城镇化的健康推进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来看，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物质层面的措施还很不到位，对失地农民的心理层面的关注就更少了，甚至不少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意识到该问题的存在。在征地前，政府缺少对失地农民征地意愿的调查与了解，也缺少预防和引导农民心理冲突的措施与方案；在征地中，土地收益分配的严重失衡，导致失地农民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在农民因权益受损出现各种负面情绪之后，缺少对其负面情绪进行及时疏导的措施，最终导致征地冲突的爆发。在征地后，城镇中的制度性排斥与社会性排斥，将失地农民挡在了城镇的大门外。此外，政府缺乏对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进行适当地引导，导致失地农民城市融入困难。因此，政府需要在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物质层面需求的同时，加强对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关注与引导，对于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深远意义。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对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进行研究将有助于丰富有关我国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研究。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失地农民的研究是不均衡的，大量的研究集中在物质层面以及制度层面，对失地农民的心理层面的问题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本文试图从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入手，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丰富了对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研究。其次，本文将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放置于我国城镇化进程这一背景下，从征地前、征地中、征地后三个阶段对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进行了动态性、全程性的分析，并从理念、制度与管理三个层面提出化解途径，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失地农民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所遇到的心理问题，减少城镇化带给失地农民的冲击，促进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
（二）实用价值
首先，通过分析我国失地农民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心理冲突，可以探索引发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具体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而为缓解失地农民因城镇化所引起的心理冲突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其次，通过分析失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产生的心理冲突，可以得到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与现实矛盾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现行制度的漏洞与政府管理的不足，从而帮助政府部门树立新的治理理念，改革相关制度，规避城镇化进程中的风险。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国外并没有专门针对我国失地农民心理方面的研究。但是，从众多国外文献中可以发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个体的心理因素是引发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个体的心理因素还是界定外来移民是否真正融入迁入地的关键因素。外来移民不仅需要适应迁入地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还需要从心理层面融入迁入地的主流社会，这一过程往往会引发外来移民心理上的冲突与不适，导致其角色转变困难。因此，通过查阅国外文献，可供本文借鉴参考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心理因素对土地冲突的影响
社会学家科塞（1989）认为，冲突的根源可分为物质性原因与非物质性原因。
其中，物质性原因是指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望情绪。非物质性原因则是指价值观念与信仰的不一致。科塞强调，现存的不平等的分配体系所暗含的“社会合法性的撤销”是引发冲突的前提。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使人们首先在心理上、情感上被唤醒，从质疑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到质疑现行制度的合法性，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与不公正感日益增强。当人们对现行制度感到不公，同时缺乏表达不满的渠道及向上流动的机会时，更有可能引发冲突。失望、不公、相对剥夺感、不公正感都属于人们的心理感受，不易被察觉，但又对冲突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德国学者 Babette Wehrmann （2008）认为引发土地冲突的原因主要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但根源在于心理方面。特别是心理上的恐慌，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个体内心的不平衡，最终引发土地冲突。
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研究东南亚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出农民反抗并不只是因为贫困，只有当农民的生存受到侵犯，并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正时，他们才会反抗。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农民的不满情绪是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的，农民产生不满是由于他们已意识到自己的物质贫困比其他各社会集团更严重，并且这一切不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命运是可以改善的”这说明，贫困并不是引发农民反抗的唯一因素，如果大家的生活处境都差不多，冲突也就不会发生。当农民与其他群体对比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处境是最差的，就会引起内心的不平衡，进而对现行秩序产生怀疑与不满，这种不满的情绪最终引发各种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二）心理因素对移民融入的影响
国外在研究外来移民与迁入地的关系时，主要有两个流派：“同化论”与“多元文化论”.其中，“多元论”认为：外来移民进入新的国家后，要经历居住、适应、同化三个步骤，才算是真正融入了该国家。定居只是实现了空间上的位移，只有适应该国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并中断原有的社会文化与生活习惯，学习新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最终才能实现真正的融合。而“多元文化论”
认为，外来移民将旧有的社会文化、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带入移民国，并与当地的社会文化习俗相融合，从而构建出多元的社会文化。笔者认为，“多元文化论”更适合于解释两种实力相当的文化间的融合。我国城乡间的文化差距对比明显，当这两种文化相碰撞时，无疑城市的文化更占优势，乡村的文化很难影响到城市文化，两种文化的融合自然就无从谈起。因此，用“同化论”来解释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城市融入会更加恰当。
首先，城市与农村存在较大差异。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认为：“城市已经形成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迥然不同。”
沃思在这方面分析得更加深入，城市不只是人们生活、居住的地方，城市所蕴藏的“城市性”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由于城市与乡村在规模、人口密度和社会复杂性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也使城市与乡村产生了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特质。
心理冲突的文化理论模型认为：由于社会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冲突，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产生诸多心理冲突，对个体的情感、态度及行为方式具有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城市与乡村不仅仅只是存在空间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完全不同。
外来移民除了要适应居住环境的变迁，更重要的是要适应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的变化，在这一适应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诸多心理冲突，并对其行为、态度、情感的塑造有着重大影响。
其次，外来移民需要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指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
彼特·布劳认为：
“流动的人不能简单的抛却旧有的角色属性和角色关系，但他们如果不接受新的角色属性，也不建立新的角色属性，那么他们就不能适应他们的位置。”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需要对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需要对原有的角色属性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扬弃，并建立可以适应新的环境的角色属性。
最后，心理融入是外来移民成功融入的关键。Graves（1967）认为：心理融入是不同文化群体接触所导致的个体心理与行为上的变化。
Berry 等（2010）认为，歧视感知是移民心理融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心理融入是外来移民城市融入的最后一步，包括行为上与心理上的双重转变，是其能否成功融入城市的标志。
同时，外来移民的城市融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来自迁入地的歧视感知是阻碍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迁入地的人们担心外来移民占用本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源，抢走他们的就业机会，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因此迁入地居民普遍对外来居民带有排斥心理，阻碍了外来移民对迁入地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研究个体的心理因素与土地冲突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因素对外来移民城市融入的影响方面研究颇丰。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引起土地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不单单只是因为农民的贫困，而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使农民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进而对现实产生不满，这种不满的情绪才是最终引发土地冲突的导火索。心理因素对外来移民的城市融入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城市与乡村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截然不同，外来移民在适应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心理冲突，只有对原有的角色属性进行扬弃，并快速学习新的角色属性，从行为上到心理上实现双重转变，最终才能完全融入城市。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一）心理冲突的根源
观念冲突理论模型认为，当个体的认知出现不一致时，就会导致心理上的冲突与不协调，心理上的不协调又会重新推动个体的认知构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个体的认知与心理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沈关宝（2010）提出，由征地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给失地农民的认知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各种现实矛盾反映在农民心中就造成了农民心理上的冲突与不协调，这种心理上的冲突又会对失地农民的角色转型和社会适应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
张莉曼、汤夺先（2011）的观点与此相类似，认为土地的失去使失地农民的生活场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系列的转变反映在农民的内心里，就有可能引发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
黄汝娟、祝天智（2012）认为，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主要来自于因征地带来的一系列现实困难，如生产、生活、就业上的困难，前途的难以预料以及社会资本的缺乏，给失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风险，并诱发其心理冲突。于志涛（2012）则认为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更多地源自于观念方面，城市与农村的观念冲突对失地农民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冲击，进而引发其心理冲突。
严蓓蓓（2013）综合以上观点，认为城镇化给失地农民带来了“场景”与社会角色的双重转变，即地域上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空间上由农村大院转移到城市社区，社会角色上由村民转变为市民，给失地农民带来了心理上的不适。
（二）心理冲突的表现
符明秋、闫娟娟（2014）通过对当前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得出，当前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心理、社会适应、角色认同、社会融入、社会排斥等方面。
梁晓娜等人（2012）通过对呼和浩特 15 个“城中村”的调研后指出，失地农民的心理不适主要表现在：失去土地后产生失落感；对征地补偿过低产生不满；角色转换的不适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对基层政府部门及村委会的不信任感。
于志涛（2012）对成都、重庆等地的失地农民进行调研后得出，失地农民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失去土地后在心理上产生被剥夺感；失去生活保障后安全感不足；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心理不适；城乡世界观的碰撞带来的矛盾心理；自我意识模糊不清，自我悦纳性差。张莉曼、汤夺先（2011）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失地农民进入城市之后，认为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是由生活中的一些列转变引起的，如因居住环境变化带来的心理不安；就业与社会保障不到位带来的焦虑心理；社会交往不足产生的自卑心理；城市认同感欠缺以及市民意识缺失。
（三）心理冲突造成的后果
组织行为学认为人的心理需求和动机对人的现实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世界各国的实践也证明了心理因素与土地冲突的发生具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从公平感与征地冲突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在征地中，公平感关系到失地农民对分配方式、征地程序的一种主观感受，这一主观感受又会对征地冲突的发生产生一定的影响。李培林（2005）指出，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产生了被剥夺感，并由此引发了不公平感，这都会导致失地农民冲突意愿的形成。
涂珊（2009）认为由于当前的补偿标准和分配方式不合理，引发了失地农民的不公平感，成为征地冲突的导火索。
邹秀清、钟骁勇（2013）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得出，社会背景感知、风险感知、利益感知以及公平感知这四个心理因素，对失地农民冲突意愿的形成具有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作用。
还有的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相对剥夺感对失地农民行为的影响。相对剥夺感是失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极易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对其行为的导向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刘亮（2010）指出，相对剥夺感往往会决定个体的行动，如不及时消除这种负面的心理感受，将会导致个体的违法犯罪行为。
高瑞琴（2011）认为失地农民的相对剥夺感是由失地农民与其他群体相比较或与自己过去的生活状况相比较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是引发并加剧土地冲突的重要原因。
郁晓辉、张海波（2006）将失地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分为横向与纵向两类，纵向的相对剥夺感来自于失地农民内心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引起了失地农民的不满意。横向的相对剥夺感来自于自身与其他参照群体的对比，在参照群体的选取不当的情况下，即使失地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依然对现实生活与国家政策感到不满，最终影响了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
有些国内学者借鉴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提出农民的冲突意愿是由“气”引发的，这股“气”就是引导农民行为的心理因素。刘能（2004）构建了“怨恨---抗争”的分析框架，认为当社会群体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相关部门处理不到位时，就会导致利益受侵犯者产生怨气，如果这股怨气不能及时疏导，怨气就会不断积累乃至引发群体抗争。
应星（2007）接着提出了“以气抗争”的解释框架，“气”是中国人遭受不公时产生的的情感驱动力，农民上访并不一定都只是为了金钱利益，有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得到社会的承认，这股“气”
就是引导农民行为的心理因素。一旦农民到了“以气抗争”的地步，其行为往往容易超过法律的界限。
（四）心理冲突的化解途径
有学者认为通过提高失地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可以有效减少其心理问题。高瑞琴（2011）指出，成立农村心理健康互助小组，定期开展心理培训，提高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将会有效地降低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殷红敏（2012）认为，一方面应当提高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引导其积极学习心理学，对自己的心理状况有更好的了解，懂得适时排解心理上的烦恼；另一方面，心理学学者应尽早开展对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专项研究，并组织相关心理学专业人员深入社区解决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
有的学者指出应当通过多层次的综合措施来减少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沈关宝、李耀峰（2010）认为，化解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应当从个体层面与社会关系层面入手。个体层面，建立专业的心理辅助机构，为失地农民提供针对性的心理辅导；社会关系层面，鼓励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交流，通过社会网络的构建减缓其心理问题。
张莉曼、汤夺先（2011）认为，要从物质层面、社会文化层面以及个体心理层面构建心理调适机制来化解失地农民的心理不适。
江易华、余凌等（2015）等构建了“生计脆弱性--适应能力重构--保障制度”的分析框架，从农民自身与制度两方面探讨了提高失地农民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邹秀清、钟骁勇（2013）提出，失地农民的社会背景感知对其冲突意愿的形成具有正向作用，通过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可以减少失地农民的负面背景感知，从而减少冲突意愿；公平感知与利益感知对其冲突意愿的形成具有负向作用，通过提高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等措施，满足其对公平与利益的感知，可以降低失地农民的冲突意愿。风险感知对其冲突意愿的形成具有不显着的负向作用，表明失地农民并不会因为对风险的感知放弃冲突，因此政府需要严于律己，规范征地行为行为，提高征地补偿，增强农民对公平与利益的感知，来遏制农民冲突意愿的形成，进而减少征地冲突的发生。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心理因素对土地冲突的影响，以及心理因素对外来移民城市融入的影响方面研究颇丰，对于研究我国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与频繁发生的征地冲突间的关系，以及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方面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不足之处在于国内外在制度、政府治理模式、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研究成果来解释我国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必定会有些牵强。只有将西方已经成熟的研究成果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将国外研究理论本土化，才会对我国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有更加深入的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失地农民的研究是不均衡的，大量的研究集中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社会保障层面，对失地农民的心理层面的研究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整体来看，国内对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缺乏系统性与规范性，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如对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概念界定还没有完全统一；心理指标体系的构建还不完善；侧重于对失地农民某一阶段的心理问题进行研究，缺乏对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进行全局性、动态性研究，表现出一定的孤立性与片面性；在研究视角上比较单一，缺乏对不同学科的综合运用。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在我国城镇化的背景下展开，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失地农民的的心理冲突为线索，从征地前、征地中、征地后三个阶段对其进行动态性、全程性的跟踪分析，展现了失地农民心理冲突产生的具体过程，并得出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影响因素和化解途经。本文共分为六章，按照城镇化的顺序依次展开，主要框架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述了论文的背景与意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介绍了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核心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针对性的界定，并介绍了本论文所运用的主要理论。
第三章：根据对 D 村失地农民的调研与访谈，还原征地前 D 村失地农民对征地的态度与看法，进而探索出引发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表现及影响因素。
第四章：根据对 D 村失地农民的调研与访谈，还原征地中 D 村征地冲突的具体情况，进而探索出征地中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表现及影响因素。
第五章：根据对 D 村失地农民的调研与访谈，得出目前 D 村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情况，进而探索出征地后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表现及影响因素。
第六章：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化解途径。分别从理念、制度、管理三个层面，提出了化解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途径。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以及案列分析法。首先，文献研究法。通过学校图书馆、最新学术期刊、相关学术网站、相关学术会议获得与主题相关的大量学术资料，借鉴国内外相关学术理论，并结合我国国情，对研究主题进行深入系统分析。其次，系统分析法。将失地农民置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并联系整个社会系统来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城镇化的背景、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体制与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最终找到化解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途径。再次，跨学科研究法。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本文通过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多个视角的研究方法，较为全面、系统地掌握失地农民心理冲突在城镇化不同阶段的动态变化过程。最后，案例分析法。选取山西省一个完整经历过征地拆迁的村庄作为案列进行辅助说明，进一步增强了论文的说服力和可行性。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一、创新点：
（1）丰富了关于中国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失地农民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式、社会保障、市民化等领域，对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对我国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进行分析，对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与现实矛盾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得出了失地农民心理冲突产生的具体过程和外在表现，总结了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特有经验，丰富了关于中国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研究。
（2）动态地、系统地研究了失地农民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心理冲突。通过对已有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处于一种静态视角的研究，比如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就是一种静态的分析，侧重于分析征地之后失地农民对城市的心理适应状况，忽略了对失地农民在征地前、征地中的心理变化与冲突过程，缺乏连贯性。
二、不足：
首先，由于 D 村的征地事件跨越时间较长，许多村民在接受调研与访谈时对征地的想法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想要完全真实地还原 D 村失地农民在不同阶段的想法存在一定难度。其次，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建立起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理论体系及指标体系，在探索失地农民心理冲突时，由于缺乏适当的测量工具与测量指标，使得研究局限在对农民生活、心理等层面的经验分析。最后，由于笔者的能力有限，在将西方理论与具体的研究相结合的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将来的研究应当以完善失地农民心理层面的理论体系，并构建一套易于测量的心理指标体系为主要方向，不断完善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运用，以期对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展开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