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征地后农民的心理冲突
第一节 D 村农民的城市融入情况
2013 年，D 村的失地农民被政府集中安置在统一规划的小区内。由于该小区与城市社区之间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失地农民社区”.这种社区从表面上看与城市社区没有什么差别，基础设施齐全，但在人员结构上明显失衡。在该社区里，约 80%的住户为原 D 村的失地农民，还有 20%的住户是通过购买商品房入住的城市人口。这种集中安置的方式保留了 D 村原有的邻里关爱与浓厚情感，有助于降低失地农民对城市的不安和恐惧，因此大多数 D 村的失地农民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安置方案。而商品房购买者中的大部分居民对该小区评价不高，主要原因有：社区农民的素质差，乱丢垃圾，不爱护公共环境；随意占用公共空间，给居民的公共生活带来不便；没有时间观念，在休息时间大声喧哗。因此，住在这里的城市居民大多不愿与失地人民交往，对他们敬而远之。在小区中，虽然居民们都住在一起，但实际上却分化严重。D 村的失地农民喜欢与原来的亲戚、朋友互相来往，城市区民则自成一派，两个群体之间的缺乏沟通与交流，最终在该小区内形成相对割裂的两个群体，影响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进程。
集中安置的方式虽然有利于降低城镇化对失地农民造成的心理震荡，化解失地农民因突然进入城市而引起的一系列心理不适。但是，这一安置方式也使广大失地农民远离城市社区，缺少对城市主流文化的学习和模仿，不利于培养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以及行为规范。同时，由于社区管理水平的落后以及农民群体与与市民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导致这两个群体虽然住在同一社区，但却相互疏离、排斥，没有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社区文化。失地农民正处于从农村向城市过渡的适应期，还保留着大量农村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在角色转变上表现出一定的之后性。同时，由于缺乏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以及社区活动的经验，导致他们与城市的现代性文明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总的来看，D 村的失地农民在城市中仍在运用农村的伦理观念、行为规范、以及思想观念与来处理问题，并使其行为与观念不断得到固化，在城市融入与角色转变的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
从生活层面来看，进入城市后，失地农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也不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只能依靠有限的征地补偿款维持生活。城市中的生活支出高于农村，加之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补偿款能起到的保障作用极其有限，因而约 61.4%的失地农民生活水平较之征地前下降。（如表 5-1）在社会交往方面，高达 71.7%的失地农民选择老乡作为主要的交往人群，只有不到 30%的失地农民选择与邻居、市民交往。（如表 5-2）这反映出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单一性与封闭性，不利于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综上所述，失地农民在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生理需求与社交需求难以满足。
在“失地后身份认知”的调查中，承认自己已经成为城市人的失地农民仅占15.2%,高达 58.2%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的身份介于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如图5-3）这表明失地农民的角色转变还远未完成，因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十分模糊，成为了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在“是否适应现在的生活”的调查中，54.3%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还没有适应城市生活，（如图 5-4）这主要是因为城市与乡村在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等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大差异，失地农民要实现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转变，还需要一定时间。总的来看，失地农民的身份认知模糊，城市适应性较差，角色转变困难。
第二节 征地后农民心理冲突的表现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将人的需求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将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经济层面的融入，社交层面的融入以及心理层面的融入。进入城市后，失地农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
这是城市融入的第一步，关系到失地农民能否适应城市的经济生活，关系到失地农民能否对城市产生认同感，进而深化城市融入进程的基础。其次，失地农民还有社会交往与被尊重的需求。这是失地农民深化城市融入的关键，充分的社会交往有利于培养失地农民的公民意识以及市民行为，关系到失地农民能否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进而促进其角色转变。最后，在城市中，失地农民面临着城市价值观与乡村价值观的冲突引发的心理困惑，导致角色转变困难。只有及时化解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带来的心理冲突，失地农民才能将城市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内化，完成向市民角色的转换，真正融入城市。
一、多层次需求得不到满足，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城市归属感不强
进入城市后，失地农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安全需求。失去土地后，失地农民的收入来源减少，支出大大增加，生活水平总体上表现出“先高后低”的特点。没有了土地，失地农民失去了最稳定的生活来源，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蔬菜、粮食等农产品都需要去市场上购买，此外还需支出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吃穿住行均按照城市标准开支。较低的收入与陡增的物价让失地农民的生活压力倍增，使他们焦虑不安，忧心忡忡，对未来的生活缺乏信心。失地农民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不但远不如城市居民，甚至还不如征地之前，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对政府、对社会产生不满。其次，现行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在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使失地农民感到社会的不公，加剧了相对剥夺感的蔓延。刚进入城市时，征地补偿款可以暂时保障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补偿款总有花完的那一天，失地农民如果得不到稳定的工作，生活水平就会逐渐下降，安全感也在逐渐降低。城市再就业的困难，社会保障的缺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欠缺，使失地农民面临的社会风险急剧升高。失地农民因被动的城镇化成为城市居民，但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应享有的各种福利政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失地农民的心理上带来较强的不公平感。
当失地农民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都无法满足时，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成为游离于城市门外却无法进入的弱势群体。
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需求也难以满足。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虽然生活在同一区域内，但双方的往来与交流不多，在心理上存在着高度疏离感。一方面，城市居民对农民长期存在着排斥与偏见，对其身份转换缺乏心理认可，潜意识里认为农民素质低下、愚昧无知、不守秩序、破坏环境，因而不愿与失地农民来往；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享有一系列失地农民享受不到的社会保障与各种福利，这一优越感使失地农民产生了较强的相对剥夺感与自卑感，缺少主动与城市居民接触和交往的勇气。来自城市社会与城市居民的排斥与偏见，成为一道看不见的障碍，将失地农民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这种长期性的社会排斥与偏见，会增强双方的心理疏离感，不仅使失地农民产生了边缘化的心态，也损伤了他们希望得到认可与尊重的自尊心。失地农民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受挫后，转而向老乡、亲友为主的封闭交际圈寻找慰藉，社会交往的同质化严重，不利于失地农民向城市主流社会融入。此外，失地农民对自己城市居民身份的认同感不高，对社区活动的兴趣不高，不愿意参与社区事务，对社区缺乏归属感。这样的现状不利于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培育与市民行为的养成，也减少了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相互往来、沟通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进程。
案例：对村民 C 的访谈
笔者：请谈谈在征地前后，您家里的生活有何变化？
村民 C:有地的时候就是种地，不忙的时候出去打工，反正够吃够花，别的也不用多想，挺自在。现在没地了，心里没有底，就想着去哪里打工多挣点钱。打工不稳定，有时候有活儿，有时候没有。没活儿的时候就发愁，一家人都靠我打工养活，压力大啊。
笔者：觉得自己是城里人吗？
村民 C:“城里人？城里人有班上，没班上的有低保领，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有，怎么算是城里人呢？
笔者：您现在不是有城市户口了吗？
村民 C:有是有，但是跟城里人还差的远哩！有户口也领不到什么好处，还不是得全靠自己打工过日子啊。这个户口就是个摆设，没啥用。
笔者：平时跟城里人来往吗？
村民 C:基本上很少来往，城里人都说普通话，生活也比我们讲究。我们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主要还是跟以前的朋友来往。
这个案例揭示了 D 村失地农民在城市融入上遇到的主要问题：生活压力大，福利待遇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不强。从物质层面来看，失去了土地，失地农民的一切生活开支全靠打工维持，而打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生活风险大大上升，生存需求难以满足。从权利方面来看，虽然失地农民加入了城市户籍，但却没有获得市民所应享有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同时也没有土地做保障，安全需求难以满足。从社会交往来看，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但却受到来自城市的冷眼相待，导致他们缺乏与城市主流社会的接触，得不到来自城市的认可，社交需求与尊重需求难以满足。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物质、权利还是从社交交往来看，目前失地农民的生存需求与社交需求都得不到很好地满足，并呈现出被主流城市社会所排斥的趋势。他们在城市中难以立足，又无法回到农村中，只能徘徊在城市的大门外，成为一批比市民与农民都要弱势的”双重弱势群体“,逐渐表现出”半城市化“、”边缘城市化“的特征。这种情况如不及时加以引导，将导致失地农民被边缘化。有学者认为失地农民的边缘城市化将在城市形成贫民窟，损害整个社会的整合，给社会带来诸多问题。
二、城乡价值观冲突引发心理困惑，角色转变困难
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也具备相对活跃性，随着社会的转变也在发生变化。失地农民要从农民向市民过渡，就不得不面临着城市价值观与农村价值观的碰撞所带来的心理困惑，主要包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势必会带来心理上的冲突。失地农民只有适应了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对接，实现了由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角色转变，才算是真正融入了城市社会。
（一）从生活方式来看，主要是居住方式与生活习惯的改变，引起了失地农民心理上的不适。在农村，农民普遍以户为单位，住的是平房，邻里之间交往频繁，走家串户、喝茶聊天是很常见的休闲方式，生活随意散漫，较少受到限制。进入城市后，人们都住在楼房里，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将人们隔离起来，邻里之间交往很少，大多是关起门来各过各的生活。加之城市居民的生活节奏很快，作息有规律，个体的原子化特征明显。失地农民住进楼房后普遍感到不适应，居住空间被压缩，上楼下楼很不方便，邻里之间的交往减少，生活习惯的不同也会影响到邻里关系的和谐。总的来看，失地农民对城市的生活的适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生活方式的变化给失地农民带来了心理上的压迫感与封闭感，一部分人开始怀念农村的生活，这是失地农民面临的第一重心理冲突。
（二）在行为方式上，行为规范的不同与交往对象的排斥阻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的适应。农村中以血缘、地缘、风俗、习惯为基础的行为规范，与城市中以业缘、社区、效率、准则为核心的行为规范相差甚远，新旧行为规范的差异导致失地农民产生认知冲突，阻碍了其对城市的适应进程。首先，城市社会关系的建立在工作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城市人对人对事都比较冷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农村的社会关系则更多地建立在血缘、亲缘、以及地缘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感情为主。因此失地农民往往觉得城市人过于冷淡，不好相处。其次，城市生活更加注重效率，生活节奏快，时间观念较强；而农民则时间观念不强，生活节奏很慢。失地农民想要适应城市中的生活节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最后，在城市生活需要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与社会秩序，而农民往往自由散漫，以当地风俗与伦理习惯作为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上的差异，阻碍了失地农民的角色转变，使失地农民与城市格格不入，（三）在思想观念上，长期以来相对孤立、封闭的农村生活使农民的思想中保留了大量思想保守、封建迷信、小富即安、不求上进、安土重迁、害怕改变的观念，这与城市思想开放、开拓进取、重视效率、崇尚创新、敢于变革的精神背道而驰。一方面，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后，身上仍固守着农村的传统观念，主观上对城市的现代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排斥，不利于其思想观念的融合；另一方面，当城市的思想观念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向失地农民袭来时，失地农民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于是，失地农民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的碰撞下产生心理困惑，阻碍了其角色的转变。
案例：对村民 D 的访谈
笔者：请问您现在适应城里的生活吗？
村民 D:不适应，还是经常想起以前有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村里人都在地里干活，有说有笑的，挺热闹。干完活就回家吃饭，吃了饭再去别人家里转转，看看电视打打扑克，过得很踏实。现在没了地，都没有个地方能把大家聚起来，见面的机会少了，关系也比以前淡了，基本上就是各过各的。
笔者：那您平时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村民 D:每天也不知道干啥，没事了就出去转转，学人家跑步，锻炼身体，到了饭点就回家吃饭。附近的人都客客气气的，见面打个招呼，也没有什么交往。回到家里把门一关，各过各的生活，感觉没以前过得有滋味。
这个案例展现了 D 村失地农民在征地前后生活上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在城市适应中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当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虽然表面上成为城市居民，但实质上还保留了大量的乡村习性，对农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加之城市化的被动性，失地农民缺乏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从而在城乡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击下陷入了角色认知冲突的尴尬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向城市居民角色顺利转变的进程。由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角色规范差异较大，需要政策的支持、社会的引导以及失地农民自身的努力，才能缓解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带来的心理冲突。然而现实却是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无人问津，既没有相关政策的引导，也没有社区的关注，仅依靠自身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乡村世界观向城市世界观的转变，继而产生失落感、被排斥感与被隔离感，被社会孤立在城市的边缘，不去主动适应城市生活，甚至想回到农村生活，产生逆城市化的念头。因此，失地农民在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实现其心理适应的重要环节，也是失地农民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实现角色转变的重要标志。
第三节 农民产生心理冲突的原因
一、城市中的制度性排斥
我国城乡二元的结构体制，使城市居民与农民所享有的各项政策与制度存在着天壤之别，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上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农民渴望摆脱农民身份变成城市居民的重要原因。但是，通过城镇化进入城市的失地农民并没有被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国家也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一系列相关扶持政策。失地农民进入城镇后，无法享受到城市中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依然同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在就业上，城镇中高度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着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如同工不同酬，没有工伤保险，劳动强度大，没有节假日等。这些就业1了失地农民的社会排斥感。失地农民只能在一些非正式市场上寻找工作，没有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的机会。他们从事着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干着最脏最累最苦的活，拿最低最少的钱，且随时面临着被辞退的风险。这些客观现实使失地农民承担着巨大的生活负担与社会风险，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其次，全国各地基本上没有真正建立起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的地方虽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但由于保障能力不强，覆盖范围窄，且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与运行机制，导致各地的社会保障实践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社会保障机制与社会支持系统的不健全使失地农民承担了极大的社会风险，导致他们对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由于政策上的空白以及制度上的不完善，失地农民需要自主解决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自行化解和承担由征地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风险，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业歧视的存在导致失地农民难以在城市中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使失地农民承担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失地农民的生活，也难以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难以在城市立足，对生活缺乏安全感。因此，失地农民虽然借助城镇化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变成了城市居民，但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应该享有的一系列市民待遇，无法分享城市化的社会发展成果，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可想而知。这种制度性的排斥将失地农民挡在城市的大门之外，限制和阻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的认同感，降低了市民化的速度与质量，成为引发其心理冲突的外在因素。
二、市民的排斥与偏见
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根据群体成员对群体的态度，将群体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群体内成员之间的态度表现为友善、互助、尊重，对待群体外成员的态度表现为冷漠、排斥、偏见，尤其是当两个群体对立时。
刚进入城市的失地农民与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城市居民正像是萨姆纳所说的两个不同群体，对待彼此的态度也迥然不同。城市居民认为失地农民挤占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占用了公共资源，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城市环境，因而对失地农民持冷漠、排斥的态度，不愿与失地农民来往。失地农民认为城市居民高高在上，不好相处，因而产生一种自卑感与不平衡感，缺乏与城市居民交往的勇气与信心。最终，两个群体互不来往，相互敌视，产生了高度的疏离感，加深了彼此的隔膜与误解。失地农民感受到来自市民的排斥，社会交往受挫，减少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转而去与同类群体交往。由于在失地农民内部群体存在同质性、封闭性的特点，阻碍了他们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机会，导致他们的行为固化，不利于向城市居民转化。
此外，失地农民还面临着来自社会与社区的隔阂。由于长久以来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相对隔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导致这两个阶层之间形成了一条隐形的边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个阶层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导致双方的交往困难，隔阂越来越深。城市社会对农民普遍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负面印象，这是造成社会排斥的主要原因。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大多由政府集中安置在提前规划好的小区内，自成一体，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客观上阻碍了失地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联系。社区内缺乏完善的管理实践与管理经验，难以组织起社区活动增加失地农民的社区活动经验，提高他们的市民意识，影响了他们的城市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