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征地前农民的心理冲突
第一节 D 村的基本情况
D 村位于山西省的西南部，耕地面积约 2150 亩，是一个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的村庄。D 村共有 470 余户农民，共计 2000 多口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也有少部分农民在外打工或经商，农忙时大多回到村里种地。2009 年，市政府规划修建的产业园区需要征用 D 村约 3000 余亩土地，征地范围主要集中在 G109 国道以西，涉及拆迁安置的村民 300 余户。由于 D 村的村民长期以来一直以务农为生，对土地的感情深厚，因此起初村民们对待征地的态度是消极的。后来在村委会的协调下，村民们同意接受征地。但是，在具体的征地过程中，由于村干部中饱私囊，随意克扣征地补偿款，引发了村民们的强烈不满，最终爆发了一场性质恶劣的群体性事件。2013 年，D 村的失地农民被安置在政府统一规划的小区内，在生活水平、社会交往、思想观念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导致其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强，城市融入的状况令人堪忧。鉴于 D 村的失地农民完整经历了从征地拆迁到征地冲突，再到城市融入的全过程，据此可以追踪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动态演进逻辑，契合本文研究主题。因此，在综合考量了众多备选方案后，笔者选择将 D 村作为最终的调研对象。
2015 年暑假，笔者来到 D 村失地农民被集体安置的小区内，采用随机抽样与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该小区的失地农民进行了调查。该小区位于县城的边缘部分，与其他城市小区的距离较远。该小区内约有住户 300 余户，1000 多居民，其中，80%的住户是 D 村的失地农民。笔者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的方式，走访了 100 余户居民，总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 184 份，有效率达到 92%.由于问卷牵涉到从征地前（2009 年时）到征地后（2015 年时）的问题，时间跨度较大，为了提高问卷的准确性，笔者在样本选取中主要选取了 20 岁以上的居民，（以 2015年为准）。调研问卷的设计主要以失地农民的生理状况、心理状况与价值取向作为衡量指标，主要探索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征地前，失地农民对征地的态度。（2）征地中，失地农民对征地的满意度。（3）征地后，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情况。为了获得更加翔实的资料，笔者还采取入户访谈与街头访问的方式对个别村民进行了访谈，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失地农民对待城镇化的真实想法。根据调研情况，笔者将在文中对失地农民的“心理”与“行为”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其中，“心理”反映了失地农民对现实情况的价值判断，“行为”反映了失地农民根据价值判断做出的现实行动。通过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找到引发失地农民心理冲突的因素，并发现心理冲突对农民的现实行为产生的影响。
表 3-1 反映了 D 村失地农民存在的一些共性特点：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收入主要集中在 1 万元以下。有学者研究表明：农民的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收入越少，对征地的抵触程度就会越强，这一研究对 D 村的失地农民而言同样具有适用性。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年龄越大的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掌握的非农技能就越少，导致他们缺乏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过于依赖土地，这部分农民往往对征地的态度比较消极。通过访谈得知，D 村的打工者或者经商者，虽然不以种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但在农忙的时候大多都要回来种地，从侧面反映了土地对 D 村农民的重要性。
从表 3-2 可以看出，67.4%的失地农民是不愿接受征地的，因为土地是 D 村农民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与社会保障，也是维系他们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失去了土地，他们就失去了依附在土地上的一切权益，这对他们生活上与心理上的冲击太大，因而大多数农民是不愿失去土地的。通过表 3-3 可以得出 D 村失地农民不愿被征地的原因，根据这些原因可作出如下推断：第一，失去土地后，“没有生活来源”是失地农民不愿被征地的最主要原因，再次印证了 D 村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在安置失地农民的工作上存在一些不足，没有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来源问题。第二，选择“缺乏社会保障”与“不愿离开家乡”的比例均为 20%出头。这说明：在生存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对其他层面的需求并没有那么迫切。受客观现实的制约，D 村的失地农民还是比较理解政府的，对社会保障的期望不高。这也反映了我国在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不利于失地农民将来的城市融入。第三，根据调研结果显示，选择“不愿离开家乡”的失地农民大多年龄在 50 岁以上，收入水平在 1 万元以下。他们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生活来源与社会关系全都依附在土地上，是 D村对土地的依赖性最强的群体，也是最不愿被征地的群体。如果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行将他们从农村安置到城市，将会引发他们生活上与心理上的极大不适，还有可能产生“逆城市化”、“半城市化”等现象，给城镇发展带来许多问题。总的来说，对土地的物质依赖与情感依赖，成为 D 村失地农民不愿接受征地的主要原因。既然六成以上的失地农民表示不愿接受征地，那么他们会选择抗拒征地吗？
从表 3-4 可以看出，87.5%的失地农民表示没有抗拒征地的想法，只有 4.3%的失地农民考虑过抗拒征地，这是一个对比非常悬殊的选项。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农民们主观上不愿失去土地，但是当征地真的降临到他们头上时，起初他们可能会有所抱怨，但还不至于产生抗拒征地的想法。作为“理性的小农”,抗拒征地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这是其不愿抗拒征地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代表失地农民对征地没有任何意见。由于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导致失地农民的意见只是暂时被压制，并不会就此消失。因此，在这个时候被征地农民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不愿接受征地，另一方面又不愿抗拒征地，于是引发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
从表 3-5 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希望进入城镇生活的比例与不愿进入城镇的比例仅相差 5 个百分点，说明 D 村的失地农民对是否愿意进入城镇的态度呈两极分化。从统计结果来看，不愿进入城镇生活的农民比愿意进入城镇生活的农民稍多一些。
这可能与 D 村失地农民的年龄结构有关，D 村失地农民的年龄偏大，对土地的依赖较强，思想相对保守，因此不愿离开土地，进入陌生的城镇生活。这一类较为传统的农民在我国中西部所占的比例较大，如何满足这部分失地农民对于生存的需求，改变他们对征地的态度，引导他们积极适应城镇化，对于我国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具有深远意义。此外，随着老一代农民的逐渐老去，新生代农民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他们从小在城镇长大，对土地的感情不深，将来也不愿回到农村。
因此，新生代农民的城镇化意愿较强，且在农民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将成为我国未来城镇化的主力军。从表3-6与表3-7可以看出，城镇生活对失地农民来说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按所选人数的多少，失地农民希望进入城镇的原因依次是：城镇的发展前景好，收入水平高，子女教育好。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合理追逐经济利益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农民已经不满足于吃饱穿暖，开始着眼于自身的发展。教育作为目前最能改变个人命运的资源，也日益受到农民的重视。由于教育资源在城乡中的分配很不均衡，城镇中拥有乡村不具备的良好的师资力量与学习环境。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正在逐渐成为吸引农民们进入城镇生活的一大因素。根据所选人数的多少，农民不愿进入城镇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补偿与安置不到位，城镇生活压力大以及不习惯城镇生活。这是由于，目前单一的货币安置方式以及有限的征地补偿款，不足以维持失地农民在城镇中的长久生计，导致他们的安全感不足。同时，城镇的消费水平相比农村高出很多，此消彼长，使农民对城镇的生活更加担忧。此外，对城镇生活的不适应也是很多失地农民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总的来说，选择“补偿安置不到位”的比例最大，说明目前政府在补偿安置层面做的还很不到位，让大多数失地农民感到安全感严重不足。因此，失地农民一方面想利用城镇的优势资源让自身得到发展，一方面又对城镇生活缺乏安全感，进而出现既想进入城镇生活，又不敢进入城镇的矛盾心理。
第二节 征地前农民心理冲突的表现
一、双避冲突
在征地前，被征地农民一方面不愿意接受征地，另一方面又不愿抗拒征地，于是就会有两股方向相反、强度相当的作用力同时在农民内心产生影响，使农民产生双避冲突。（如图 3-1 所示）由于上述这两种情况都是农民所不愿面对的，但又无法回避，不得不从二者之中选择一个来承受，因而很容易陷入紧张、无奈、不愿面对现实的困境中，不利于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勒温认为，在这种情境下，当其中一个作用力的强度大于另一个作用力的强度时，个体的心理冲突就会被化解，并朝着作用力较强的方向移动。这一理论对于帮助农民在现实中化解心理冲突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政府是征地的发起者与执行者，其行为直接决定了农民所面对的现实矛盾的数量与强度，因而是农民心理冲突的外在责任主体。也就是说，政府在征地中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作用于农民内心的两股作用力的强度对比。
当两股作用力的强度不一致时，农民的心理冲突就会得到化解，其行为也会向着作用力较强的方向转变。因此，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直接决定了被征地农民心理冲突的走向，心理冲突的走向又会决定其现实行为的走向。
案例：对村民 A 的访谈
笔者：请谈谈当年您对征地的看法？
村民 A:刚听说要征地的时候，心里不得劲儿，感觉天要塌下来了。没有了地，我们吃啥？干啥？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年纪也大了，不像年轻小伙子，随便去哪里打工都行。地里种的粮食，除了自家吃的，剩下的卖了还要供孩子们上学。
没了地，我们靠什么养活自己？孩子们上学怎么办？
笔者：对征地有意见能不能向上级反映一下？
村民 A:有意见也没人敢说，敢出头的话，上面会找你麻烦，给你做思想工作。
就算是提了意见，也没啥用，只是做做样子，该怎么来还是上面说了算。附近村子里有人反对征地，政府不理会他们，照样把地里的庄稼碾了。好多人不服气，围到政府门前要说法。有的人把家里的牲口、拖拉机弄出来，把交通也堵了。政府要征地，老百姓不同意也没用，跟政府对着干没有好果子吃。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村民 A 对待征地的看法反映出一个传统农民内心最朴实的想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地的失去，迅速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生活状态，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并给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带来风险。土地的征用将他们从安逸的农村生活中剥离出来，推向城镇，面临生存与发展两大难题，这对长期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风险太大，所以他们对待征地的态度是极不情愿的。然而，被征地农民心里也清楚，一旦政府决定征地，他们只有被动接受的命运，抗拒征地是没有好下场的。一般情况下，只要政府的补偿与安置能够迅速到位，村民们对征地虽然有怨言，但还不至于去抗拒征地，最多是利用自身“弱者的武器”向政府示弱，表达自己的无助，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更好的补偿安置。如果政府确实能力有限，不能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帮助，农民基本上也会表示理解，不再无理取闹。
根据调研发现，农民不愿抗拒征地的原因主要有：法律的权威性；城镇化的趋势以及农民自身的弱势性。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政策相关，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改变，因此来自于这个方向上的作用力的强度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农民不愿接受征地的原因主要是：土地是农民的物质保障、社会保障以及精神纽带。其中，土地的物质保障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与农民的物质需求有关，土地的精神纽带功能则与农民的情感需求有关。与制度层面的改变相比较，政府更容易在物质层面与情感层面做出改变，通过满足农民在物质上与情感上的需求，如提高补偿标准，提供社会保障，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心理咨询，安抚农民内心等，改变农民不愿接受征地的意愿。当农民不愿接受征地的作用力小于农民不愿抗拒征地的作用力时，这就意味着农民最终选择了接受征地，此时农民的心理冲突就被正面化解。（如图 3-2）在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农民的现实行为也会产生相应的转变。农民不再为征地感到紧张、纠结、无奈，接下来开始对预期征地影响进行估量，从心理上去适应征地，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由征地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这对于城镇化在农村的顺利推进以及将来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只要政府能够积极采取措施，更好地满足农民在物质层面与情感层面的需求，那么农民接受征地的意愿就会显着提高。有学者通过对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征地相关要件的变动对农民意愿变化具有非常显着的影响。相关要件是否变动与政府的治理理念以及当地的经济情况息息相关，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补偿与安置，赋予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参与权与建议权，那么农民的征地意愿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动，对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如图 3-3）当政府的征地行为威胁到农民的生存伦理时，农民不愿接受征地的意愿就会增强。当农民不愿接受征地的作用力大于农民不愿抗拒征地的作用力时，被征地农民的心理冲突就会被负面引导，抗拒征地的心理与行为开始占据上风。（如图3-4）为了生存，被征地农民会通过游行、静坐等方式对政府的征地行为进行抗议。
事实上，被征地农民也明白征地拆迁是难以避免的，之所以选择抗议，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后果的严重性，而是因为政府的征地补偿与安置方式很不到位，他们只有选择以抗议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不满，才有可能获得更加合理的补偿与安置。
如果政府能够拿出坦诚的姿态与农民进行沟通交流，充分考虑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并积极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双方的分歧与矛盾，被征地农民在得到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尊重之后，将会做出让步，放弃继续抗争的行为。相反，当政府对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予理睬时，被征地农民会认为政府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在这种负面心理的刺激下，这部分被征地农民极有可能在少数人的煽动下聚集在一起，形成一支具有共同目标的利益群体。在群体的影响下，他们抗拒征地的决心将会更加坚决，甚至会采取一些集体性、抗争性的活动向政府施压，极易导致官民双方的矛盾升级，隐藏着爆发征地冲突的危机。
二、趋避冲突
面对突如其来的城镇化，农民一方面希望借此机会进入城镇，另一方面又对城镇生活感到担忧，不愿进入城镇，于是就会有两股方向相反、强度相当的作用力同时在农民内心产生影响，使农民产生趋避冲突。（如图 3-5）具体来看，由于城镇化对农民来说兼具吸引力与排斥力，因而使农民陷入左右为难、瞻前顾后的困境中，很难有所作为。勒温认为，趋避冲突是所有的心理冲突中最难解决的，因为它同时涉及爱恨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个体在这种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复合作用下，很难走出困境。只有当两种作用力的力量对比不再均衡后，个体的心理冲突才会得到化解。因此，为了城镇化的顺利推进，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减小对农民的排斥力，进而改变农民对城镇化的态度，使其现实行为更加符合预期，减少不确定性。
案例：对村民 B 的访谈
笔者：您觉得城市好还是农村好？
村民 B:我不喜欢村里的生活，虽然安稳，但没有奔头。城里的生活多好，高楼大厦，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环境好，工作有保障，按月发工资。不像村里的老百姓，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种地，一年到头下来挣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去外面打工挣钱多，不能指望靠土地过一辈子。以后无论如何要让我家孩子留在城市里，一辈子做农民有什么出息。
村民 B 的妻子补充：城里是好，但花费也高啊。补偿款就那么一点儿，花完了可怎么办？现在工作不好找，进了城靠什么生活啊？
村民 B 一家人代表了年轻农民对城市的看法。这类年轻农民又被称为新生代农民，他们大多数出生于 80 年代之后，相比老一代农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长1强的认同感。他们大多不具备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能，土地情结日益淡薄，正逐渐成为农民群体中渴望融入城市的主力军。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目前 80%至 90%的新生代农民，愿意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
在各地农村调研都可以发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新一代农民很少愿意从事农业和留在农村。（如表 3-8）因此，这类农民对城市的看法，反映了农村中一个新兴阶层的真实想法，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他们能积极看待征地带来的变化，对城市具有较好的认同感，城镇化意愿较高，对征地持积极态度；另一方面，城市的消费水平高，工作不稳定，使他们对征地之后的生活充满忧虑，影响了他们对城镇化的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总之，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其心理上陷入冲突，容易导致其行为出现非理性与不确定性的特点。
根据调研发现，农民渴望进入城镇的原因在于：城镇的收入水平高；城镇的发展前景好；农民不愿进入城镇的原因有：政府的补偿安置不到位；城镇的生活压力大。前者是客观现实，短期内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是相对稳定的。后者主要是由政府的行为所引起的，相对而言具有更大的改进空间。因此，为了使失地农民更好地配合政府征地，政府需要通过有效途径来降低城市对农民的排斥力，将安置补偿与社会保障做到位，让每一个进城的失地农民能够得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让城镇的良好发展前景可以惠及到每一个失地农民。只有这样，失地农民才会改变对城镇化一方面好而趋之，一方面又恶而避之的矛盾心理。只有当失地农民的态度得到转变，才能使其行为更有利于城镇化的推进。如果政府能够向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补偿安置措施，并能帮助农民快速实现再就业，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么城镇对农民的排斥力就会显着减小。
当城镇对农民的排斥力小于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时，农民的心理冲突就会被正面化解。（如图 3-6）此时，农民终于可以放心进入城镇，不再为城镇生活产生担忧，进而会在征地过程中积极配合政府征地，有利于城镇化的顺利推进。相反，如果政府不能向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补偿安置措施，也不能帮助农民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么来自城镇的排斥力就会显着增大。当城镇对农民的排斥力大于吸引力时，农民的心理冲突就会被负面引导。（如图 3-7）此时，来自城镇的排斥力太大，阻挡了农民进入城镇的脚步，有可能导致其不理性行为的发生。
由此可见，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是被正面化解还是被负面引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征地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到位。城镇化的发展势头不可逆转，但这不是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所在，更不是地方政府借机与民争利的理由。政府作为征地的发起人，理应承担起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平稳过渡的职责。在征地前，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更多地来自于对客观现实的价值判断与对征地的预期影响，当政府能够提供向失地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补偿安置方式以及及时的心理疏导，就会提高农民对未来生活的心理预期，减缓因征地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震荡，进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与行为去适应变化，有利于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以及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相反，当政府的征地行为威胁到农民的生存伦理时，失地农民的心理冲突就会被负面引导，导致他们出现抗拒征地的心理与行为，甚至引发性质恶劣的群体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