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展

　　二、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展

　　2008 年，团中央发布《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工作调研报告》，对 2007 年在全国 13 个示范城市尝试开展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进行了总结。在总体肯定的前提下，报告中指出，基于无锡北塘和上海浦东的经验，试点工作存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本土化研究十分缺乏".尽管我国的社会工作起步晚，但是通过试点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到 2014 年，在诸如北京、上海、深圳地，在社会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非常好的本土化的经验。在这个前提下，团中央不失时机的联合民政部等六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契机。

　　（一） 总体推进情况。

　　随着共青团工作转型和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尽管共青团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取得了一些工作经验，但总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

　　1. 社会工作。

　　在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纯的学校教育和理论研究阶段。1987 年，在该专业被取消 35 年后，民政部联合北京大学建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标志着我国从此开始了在社会工作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实务探索阶段。一是积极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2004 年，民政部先后组织相关人员到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就社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二是进行社工职业资格试点制度改革。相关政策性文件包括，民政部联合相关部门于 2003 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通知》、于 2006 年出台的《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等。第三个阶段是全面推广阶段。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列为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今后迫切解决的重要事宜。标志着发展社会工作从此进入了快车轨道，此后，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 75 个地区作为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并在 2008 年举行了首次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2.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我国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可以简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从本世纪初上海尝试将社会工作引入到司法矫治领域（戒毒）开始到 2007 年《关于开展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工作的意见》出台是试水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 2007 年《关于开展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工作的意见》出台到 2014 年《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出台，代表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酝酿阶段；第三个阶段是 2014 年至今，团中央的一系列举措，代表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全面推展。目前，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进展主要来自于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团系统独立推进的试点工作及其延续；另一条路线是民政主导下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在青少年专业服务方面的持续推进。其中第二条路线，发展相对成熟，比如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设置及其运营[23].

　　（二）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工作经验。

　　团中央来于 2007 年 11 月份开展的试点工作代表了一种态度和决心。长期以来，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在服务青年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努力[24],为工作的进一步推展奠定了基础，也获得了一些本土化的经验。

　　1. 坚持党政主导。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无论是无锡、上海，亦或者是广州和北京，各地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开展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党和政府的直接指导和授权，这是本土工作的前提。当前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党和政府主导的合法性固然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于社会工作职业化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仅就活动资金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拨款和购买服务，无论是共青团还是与之合作的社工机构，在社会融资不足的情况下，都难以正常开展工作。本土的实际国情决定，社会工作职业化发育不足的前提下，无论是共青团还是社工机构，亦或者是基层社区，都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整体推动。以上海的青少年矫正工作经验为例，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部署和联动，很难实现工作的正常运转。

　　2. 通过购买服务与社工机构构建契约伙伴关系。

　　从上海市青少年事务工作的经验来看，该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由市和区政法委和有关部门进行具体指导，其具体运作模式为上海市社区办从上海市阳光社区服务中心购买服务。在社会工作领域，政府购买服务既是国际通用经验，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启动期最重要的推动力。这种政府与机构的合作模式可以分为购买岗位和购买项目两大类别，最早出现在上海，在深圳得到普遍应用，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工作职业化主导的工作方式。政府购买服务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的，标志着政府与社工机构的平等的契约伙伴关系，是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治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从目前的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讲，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购买服务，另一种还可以由政府委托人民团体购买服务。后者指的是"政府以授权委托的方式，将一部分与人民团体关系密切的社会公共事务交由人民团体承担。人民团体使用政府的相关资金购买非营利性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并接受政府的监督和绩效评估".此种方式，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政府购买服务"[25].这种契约伙伴关系的合理性在于在团工作没有完成转型之前，没有直接的工作基础和人才储备情况下，将做不了也做不好的工作直接交由专业组织来做，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2008 年开始，广州市投入 9.65 亿购买社会工作的家庭综合服务，其中重要的一块就是在社区为青少年提供综合服务。

　　3. 具体工作中依托社工义工联动。

　　社工义工联动是本土社会工作较为成熟的工作经验，指的是在社会工作中，由社工引领义工、义工发动群众、群众参与义工、义工协助社工的一种良性工作循环。这种模式在西方属于社会工作和志愿者的合作，是公益和社会福利事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整合模式。在当前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发育不足，社工机构认可度不高，社会工作刚刚起步，尤其是专业人才严重匮乏的背景下，这种联动模式可以更加有效的整合社会资源，进一步扩大社会参与度。在无锡北塘的工作经验中，就曾经提出，要在以专职社工为主体的同时，不断创新工作模式，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引入志愿者队伍，依靠'社工+义工'的模式，成功搭建出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预防"工作格局。深圳市的"1+7 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也是将社工义工联动作为社会工作推展的主要工作模式之一。2013 年11 月 22 日，民政部和财政部下发《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机制".按照这一指示，结合北京、江苏、广东省各地的经验，可以看到"三社联动"已经成为创新社会治理和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4. 部门联动和社会参与的工作取向。

　　如前文所述，首先是要形成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青少年群体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需求的多元性决定了此项工作的系统性，而我国青少年工作所涉部门庞杂，这就注定了在工作中部门联动的重要性。以广州"青年地带"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为例，其成立的市/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涵盖政法、司法、团委、教育、劳保、民政、街道等多个部门，其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团委，负责试点工作的日常事务[26].

　　其次要激发社会参与，面向社会整合资源。这一经验来自于三个基本事实：第一，青少年事务涵盖面广，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仅靠政府部门联动是不够的额还要争取社会各界，比如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支持；第二，已有工作经验表明，政府投入有限和社会工作机构融资能力不足的前提下，不争取社会资源的支持是不行的。第三，社会工作本身就有链接资源，改善社会环境的职能，这也必须依托社会参与。针对当前的共青团工作转型和群团工作的实际来看，结合广州等地的经验，至少两个方面的力量必须得到重视，第一是高校，拥有高素质的志愿者资源和专业社会工作教育与培训资源，同时也是当前社工机构的领导力量；第二是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在团工作覆盖不足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更需要特别投入。

　　（三） 本土化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工作松懈，共青团的组织能力建设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在一些工作和服务项目上出现了自说自话"、"上热下冷"、"虎头蛇尾"的现象，造成工作和工作对象两头脱节等问题[27],组织结构、工作机制、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都亟需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对来自民政部门主推的社会工作，共青团系统有着"一拍即合"的需求。按照本文前面对于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阶段划分，在短短十几年的探索中，一些本土化的要素及其影响已经在工作中凸现出来，并得到了关注和反思。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明确共青团在青少年事务工作中的定位。就共青团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地位及其特殊的人民团体性质而言，本身就是极具"本土"性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并不存在类似于共青团这样的群团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如何在青少年服务中对其进行职能定位，如何处理其与民政及相关系统的联动关系，如何看待其与社工机构和基层社区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其自身的官方色彩对具体工作推进的影响，实际上都必须我们自己去探索和总结。共青团工作转型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加强群团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那么以服务型组织实现服务青年职能将是最好的一个切入点，也是恢复和重建基层群众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对于共青团来说，青少年事务工作的推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必须要找准定位，迅速实现与社会工作的双向本土化。

　　其次，最大的本土化工作还在于如何将社会工作"嵌入"到既有的团工作格局中，包充分利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推进来强化团的群团工作职能。抽象地来讲，这里就涉及到如何在团工作系统和社会工作事业之间设置对接"端口",并且能够将共青团作为主体之一参与到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具体来说，还会涉及到岗位设置（增岗转岗）、组织架构调整、制度设计等等一系列本土化举措。

　　最后，具体到工作层面，如何将社会工作的工作理念、技术方法和目前团工作的工作传统相融，是本土化的主要问题。传统的共青团工作长于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但并不善于专业技术服务，滞后于社会发展和青年需求。因此，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引入实际上是一个从理念到具体服务手法的系统的创新与改革的过程，是坚持其政治性，并且保持其先进性和群众性的必然选择。从具体工作层面，必须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内强素质，能够把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操作技术运用于常态工作；同时又要考虑如何将自身工作嵌入到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与福利保障转型的大背景中。

　　总之，当前的工作形势和党对群团关系的重视需要共青团充分发挥服务青年的社会职能，在习总书记所说的两大阵地方面有所作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则是共青团在寻求变革和创新过程中的一个战略选择。要做好这样一项事业，需要我们做好调研的同时，深入学习和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认清形势，积极探索本土化工作的工作机制和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