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相关概念界定
2.1.1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因翻译的不同实际隐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人口结构的老年化状态（Aging Population），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比重超过一定阈值，则认为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状态，社会步入老龄化社会；二是人口结构的持续老化的动态过程（Population Aging），指老龄人口在人口结构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的过程。人口老龄化内涵的两个方面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其研究内涵存在互补，因此一般意义上认为的人口老龄化包括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状态和人口结构的持续老化的动态过程两个方面。从人口老龄化的阈值定义角度，国际上一般认为的人口老龄化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9,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与之对应，为了进一步衡量不同人口结构的人口社会状态，国际上按照少儿、老龄人口比重不同进一步对人口结构社会类型进行划分，因其人口比重排列形似金字塔，也称其为人口金子塔：包括年轻型扩张性人口、成熟型静止性人口、老年型衰退性人口金字塔三种，如图示意图 2-1.
如示意图 2-1,不同类型人口金字塔主要区别体现在青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在人口预期寿命变动不大的前提下，随着人口金字塔由年轻型向老年型过度，年轻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低，直至向柱状图式的人口社会形态演变。本文认为的人口老龄化为：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则认为其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这一定义，中国 2003 年 65 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达到 7.5%,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2.1.2 农村就业人口
农村就业人口是本文研究的基础研究对象，其定义由于设计到不同统计口径对本文研究基础数据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对本文研究尤为关键。所谓农村就业人口来源于 Rural Employment,实际上是指农村范围内实际就业的人口数量，这一概念包含两层：一是农村范围内实际就业人口，结合中国农村经济情况主要指从事或者服务于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二是实际就业人口，即排除了不具有劳动能力或者未到法定劳动年限的人口，参考凯恩斯学派观点这一人口是有效劳动需求范围内的人口。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6 周岁以上从事劳动或持续经营活动且取得报酬的为劳动人口，排除了 16 岁以下参与或偶然参与劳动的人口。
本文之所以采用农村就业人口这一概念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口径与本文实际研究对象--农村实际就业人口数量的出入较大，此外，国际劳工组织对就业人口（Employment）老龄化有更为明确的定义，便于本文的分析和论述。
一是“农民”这一统计口径与农村就业人口数量出入较大。中国定义的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受到中国户籍制度的影响将其统计为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员，而实际上其中存在大量在城市生产生活（如“农民工”）、未满 16 岁或不具有劳动能力且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员，单仅“农民工”一项人员统计就在 2.68 亿人（2013年）10左右，因此“农民”不单纯是一个职业概念，并不专门指从事农业生产、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职业的人，而是对具有农村户口或者在农村生活的人的统称，严重影响实际统计精度。
二是乡村从业人口与农村就业人口存在一定出入。为了弥补“农民”概念受到户籍影响所造成的统计口径补全的问题，中国《劳动法》提出了乡村从业人员的概念，即 16 岁以上以从事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者经营收入的乡村就业人员总和，包括劳动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口在家的在外学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但是这一概念同样并不是专指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而是“按照劳动力的家庭所在地口径，而不管是否实际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产业就业，务农、乡镇企业就业、非农产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都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11.”因此，乡村就业人口这一概念也无法对农村实际就业人口进行充分揭示。
三是农业劳动力概念。李旻（2010）、薛丽娟（2012）在各自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研究中，采用农业劳动力概念，这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界定农业劳动力概念，实际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12”.这一概念虽然进一步缩小了乡村从人员的涵盖范围，但是本身是一个人力资源概念，并没有明确强调出职业范畴，且没有按照有效劳动的需求和供给概念强调其实际就业的特定假设。
因此，在李旻等概念基础上，考虑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和需求，结合中国《劳动法》对乡村从业人员的解释，考虑到统计数据可得性，本文明确界定农村就业人口的概念是指 16 周岁以上实际参加，以农业生产或者服务农业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并取得收入的农业人口，包括劳动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口在家的在外学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排除了农业户口但是实际从事非农生产的人口，实际上就是以职业为聚类方式划分出的农民及农村范围内从事第一产业服务的人员总和，其统计口径为：农村就业人口=农村常驻劳动力资源数量（见注）13--非农业相关就业人口数量，本文所得农村就业人口数据均按照这一统计口径进行整理及计算得出。
2.1.3 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
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对农村就业人口进行较为详细的解释，而针对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则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对就业人口老龄化的定义，即劳动年龄人口中 45 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划为老年劳动力人口，45岁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超过 15%,50 岁就业人口比重超过 10%,则认为就业人口老龄化14.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是指农村就业人口中，45 岁以上就业人口占农村总就业人口比重的 15%,50 岁以上就业人口占农村总就业人口的 10%,则认为农村就业人口出现老龄化。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就业人口老龄化（EmploymentAging）及农村就业人口（Rural Employment）的概念认为农村范围内实际从事农业或服务农业并取得稳定收入（即有效劳动）的 16 岁以上劳动人口中 45 岁以上就业人口占农村总就业人口比重的 15%,50 岁以上就业人口占农村总就业人口的 10%,则该国家/地区农村就业人口呈现老龄化。
2.2 基础理论
2.2.1 古典经济学派人口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人口理论主要是指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至 19 世纪初以 WilliamPetty（1623-1687），Adam Smith（1723-1790），David Ricardo（1772-1823）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经济-人口理论，其研究的主要视角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劳动供给与人口的关系。
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认为土地和人口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手段和方法，即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是财富之父”,在这一理论判断和假设下，古典经济学派人口理论将稳定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和表现形式，同时认为稳定的人口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素，在这一基础上，古典经济学派人口理论自然的将人口分为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认为劳动人口数量决定着社会劳动的供给进而影响着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而非劳动人口则不能创造社会财富，是社会的“负担”.此外，以 David Ricardo 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人口理论也考虑到了人口过度增长所带来的负担，但是这种人口负担的认识仍然是建立在非劳动人口的过度增长而降低了社会劳动效率的基础上的。人口阶级划分和自由迁徙理论也是古典经济学派人口理论的重要观点：所谓人口阶级划分是新古典经济学派按照社会资料占有情况和实际劳动情况的不同，将社会人口分为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拥有者三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诞生所吸取的重要理论。在劳动人口自由迁徙方面，Adam Smith 强调自由迁徙是发挥人口劳动生产能力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重要保障，只有确保劳动力向其最有效率和最为稀缺的地方迁徙，才能保障生产能力的发挥。
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对于人口理论及人口经济学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古典经济学派忽视了非劳动人口的消费能力、有效劳动供给和有效劳动需求等人口经济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是其在劳动力要素定义、人口经济增长等方面仍有极为积极的作用。
2.2.2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由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于 1789 年提出的人口理论对于经济学、人口学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直至今天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也被用于警惕人类社会主义人口过度增长、粮食安全问题等可能引发的灾难。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基础在于人类社会存续离不开粮食增长，然而粮食增长依赖土地和劳动其增长是有极限的、线性的，而人口增长是指数性的、爆炸式的增长，因此当土地规模极限引起粮食生产极限时人口的过度增长必然引发普遍饥荒的灾难。因此，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人类必须克制自身增长、限制人口数量，而战争、瘟疫等灾难也会因遏制了人口增长、恢复被破坏的人口均衡而存在一定积极意义。马尔萨斯属于人口的悲观论者，基于其理论基础，他进一步推论：1.平等制度由于不能克服人类好逸恶劳的恶习因此不能发挥积极作用；2.救济制度适得其反，不仅不利于社会发展而且由于人类好逸恶劳的恶习，鼓励了“穷人的堕落”.1834 年的英国政府也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主张和影响下取消了原有的救济制度，而改为要求原有受救济对象进入“救济所”劳动、学习技能。
持悲观论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受到其当时所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限制具有重大的理论缺陷：首先，马尔萨斯忽视了科学技术提高、劳动力技能提高引起的经济增长和粮食产量增加，虽然土地的开发规模有其极限，但是科技进步对粮食产量的提高明显高过其预期估计；其次，否定了人类对经济社会的理性反应，实际上人类采取的生活态度和生育态度是受到自身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影响的，因此人类生殖方式虽然是指数性的，但是其增长会存在自发的调整或者受到社会影响的调整。此外，马尔萨斯的“平等无用、救济无用”论也毋庸置疑的具有明显的错误，实际上侵犯了人权，及时从经济角度他也无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平等社会对市场经济作用发挥的重要意义。
虽然如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仍具有积极意义，实际上再次提醒人们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农业发展对于人类存续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单纯的救济制度确实需要依据受救济对象不同有所区别，从而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
2.2.3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 William Arthur Lewis（1915-1991）提出，所谓“二元经济”是指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两部门：即生产效率较高、价值创造能力较强的发达工商业部门及生产效率较低、边际生产效率无限接近〇的传统农业部门。因此，实际上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由于依赖土地生产所以实际上处于“隐性失业”或者“无效劳动”的状态，如果国家政策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则直至工商业工资与农业收入接近的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无限，从这一角度，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阐述了城镇化的本质动力和进程。从人口经济学角度，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常常与刘易斯拐点同时出现，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国家一定时期内人口抚养比较低、劳动力数量充足的时期，又成称人口机会窗。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相伴出现的重要原因在于，人口红利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依赖刘易斯拐点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带来的工资水平较低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除了人口的大规模专业，也依赖国家整体农村人口的普遍剩余，如果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已经不足，则刘易斯拐点无疑会以某种形式提前到来。
然而，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同样存在一定理论缺陷：首先，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没有考虑到农民的转移成本；其次，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没有考虑到教育、迁徙、工作等因素引起的人力资本的提升，同时也没有考虑到贫穷、老龄化等因素引起的人力资本下降；最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实际上单纯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工商业部门的发展，并强调鼓励这一发展而忽略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也使得落后的农业成为长期制约信奉刘易斯二元经济经济结构理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如此，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对于城镇化发展的支持、工业化发展推动、打破贫困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刘易斯拐点也常常与人口红利组合成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和人口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本文也采用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及刘易斯拐点部分理论，论述城镇化进程对农村人口的迁移影响。
2.2.4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由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Thodore W.Schults 于1960 年提出，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今宏观、微观经济发展中发挥人力资本元素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经济学研究在人力要素方面的不足，人力资本理论将人的能力从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的简单的劳动力供给逐渐演变成为创新的基本要素、企业家领导才能等更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人力资本理论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里昂惕夫之谜，即劳动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是劳动技能较高的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重要输出国。从人口经济学角度，人力资本理论较为充分的阐述了影响人力资本发挥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包括教育、培训、工作、迁徙、年龄等在内的对人力资本发挥的影响因素。此外，舒尔茨的成本效益分析也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考虑在内，弥补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对人口迁徙论述的不足。
本文采用人力资本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下农村就业人口数量与农村就业人力资本的关系；二是在年龄因素影响下，农村转移人口转移的人口结构问题。进而阐述虽然从总量上看，农村就业人口尚存在剩余，但是由于其年龄结构过度老化所以就其人力资本角度，农村就业人口实际人力资本存量堪忧；且受到城镇化引力影响，这一问题将进一步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