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城镇化对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的引致作用
3.1 城镇劳动力有效需求对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3.1.1 劳动力有效需求对转移农民岗位的影响
城镇的劳动力有效需求决定了转移的农民转移后实际从事的岗位。结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一般意义上认为的城镇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剩余农村就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过程，即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者接近于零的剩余就业人口，发达工商业部门工资高过传统农业部门工资，就可以得到农村就业人口无限劳动供给：其中，随着农村就业人口不断转移、农村转移就业人口劳动供给开始出现短缺，发达工商业部门迫于就业人口数量下降压力工资出现上涨，出现第一个转折点，即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第一拐点”;随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认为经济发展达到“刘易斯第二拐点”,城乡二元经济彻底结束。而实际上，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所谓“剩余”主要参照的是边际劳动生产率，进一步进行理论推演可以将边际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进行联系，一般学术研究所认为的农村剩余就业人口指的是实际工资水平低于城市经济体中劳动收益最低水平。因此，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下认为的剩余实际上是边际劳动生产效率视角下的剩余，而非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剩余。
而且，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虽然解释了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但是明显忽视了有效需求对有效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而忽视了城镇化对人口转移的影响：
由于近似无限的劳动供给冲击了城镇的经济结构也使得城镇原有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农村转移的就业人口由于自身劳动素质和城镇劳动有效需求，更容易向知识水平需求较低、工时较长、工作环境较差的原有城镇人口不希望就业的领域进军。中国农村转移就业人口从事岗位分布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实际城镇化过程中，转移的农村就业人口因技能水平和劳动素质的限制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等体力劳动，表现出城镇化对青年男性农村就业人口需求更高。从转移的农村就业人口从事行业及其地区分布上看（如表 3-1），2013 年中国农村转移就业人口行业分布主要以制造也和建筑业为主。
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分布最为集中，占东部地区总转移人口数的 43.1%,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主要以建筑业为主分别占地区转移总人口数的 28.5%和 30%,无论东部、中部、西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均占总转移就业人口总数的 50%以上。从其行业背景上看，制造业、建筑业均属于传统第二产业，其岗位性质对体力劳动素质要求明显；虽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属于第三产业，具有一定专业技能要求，但是转移就业人口整体规模相对较小且同样属于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此外，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也是转移农民就业的重点行业，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有近 10 个百分点。
3.1.2 岗位需求对农村转移就业人口结构的影响
劳动力的有效需求决定了城镇对于农村转移就业人口的劳动素质是年轻的具有较强体力劳动能力的。这就使得城镇化对农村转移就业人口的引力不是同质的，而是对年轻的具有较强体力劳动能力的农村转移就业人口需求更强，而对年老的体力劳动能力较差的农村转移就业人口需求较弱。从转移的农村就业人口接受培训情况上看（如表 3-2），2012-2013 年中国农村转移农村就业人口接受转移技能培训年龄结构较为年轻，主要以 30 岁以下为主，占人口总数的 50%以上，2013 年更是占到人口总数的 60%以上。
侧面说明实际从农村转移的农村就业人口主要以 30 岁以下的青年为主，结合其专业就业所从事的行业，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镇的有效需求对农村专业就业人口结构的影响是吸引更年轻的农村就业人口。实际上，通过实际数据测算可以进一步验证这一点（如表 3-3），通过对比 2013 年中国农村就业人口及转移就业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明显发现，农村就业人口的主要部分在年龄 41 岁以上占总人口比重的 50%以上，同时转移人口的年龄普遍在 40 岁以下其中 21-30 岁是主要部分，40 岁以上的转移就业人口仅占总比重的 38%左右。
进一步说明了城镇化对农村就业人口的年龄需求不同，造成不同年龄农村就业人口转移数量不同，进而引起青年、中年农村就业人口大规模转移，中老年人口、劳动素质较低农村就业人口留守，最终改变了农村就业人口年龄构成。
3.2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3.2.1 年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倾向的影响
无论城镇化吸引农村就业人口的根本动力究竟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还是收入预期，城镇化对农村就业人口吸引都不是简单同质的，而是与农村就业人口年龄情况、文化水平有关，前文已经论述，在有效需求影响下城镇化对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就业人口吸引力明显大于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就业人口。同样，从劳动供给角度，不同年龄的农村就业人口实际上的转移倾向也明显不同，参照舒尔茨成本收益理论，农村就业人口转移主要要看转移的收入和成本，转移的预期收入越大，对农村就业人口转移的吸引力越强，而年龄是农村就业人口判断预期收益的重要影响因素，结合舒尔茨理论可列出农村就业人口转移公式：
其中， 0E--转移前收益； 1E--转移后收益；N--劳动退休年龄；A--就业人口现在年龄；T--预期工作截止的年龄；e0--转移前净收益现值；e1--移动后净收益现值；r--贴现率；C--转移成本。
对于所有农村就业人口，退休年龄、贴现率都是相同的，A 也就是农村就业人口现在的年龄是导致 E1>E0的重要原因，而且通常情况下，农村转移的就业人口年龄越轻，就业机会越多、成长空间越大，农村转移就业人口年龄越大，就业机会越少、成长空间越小，间接作用于移动后收益现值 e1,只要 E1>E2农村就业人口就具有转移意愿，预期收益越大转移意愿越强烈。
假设两位有转移意愿的吉林省农村就业人口年龄分别为 30 岁和 50 岁，按照农村就业人口规模中不同年龄农村就业人口收入比例，假设转移前 30 岁与 50 岁收入比例为 1.75:1,转移后收益相同。假设转移前 30 岁农村就业人口收入为11265,45 岁农村就业人口年均纯收入为 6437.1,转移后收入均为 34197,贴现率为 10%,则在假设收入和贴现率不变的情况下 30 岁农村就业人口 E1-E0值为339940,50 岁农村就业人口 E1-E0值为 109124,从数值上看 30 岁农村就业人口转移意愿是 45 岁农村就业人口转移意愿的 3.11 倍，这充分说明从有效供给角度年龄对农村就业人口转移具有明显影响：年轻的农村就业人口相比老龄人口更倾向转移就业。
3.2.2 青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就业人口结构的影响
结合前文论述，在 E1>E0 的情况下，年轻的农村就业人口相比老龄人口更倾向转移就业，这实际上就造成了处于供给端的青年农村就业人口大规模转移，使得农村就业人口中老龄就业人口相对比重上升，进一步加剧其老龄化程度。农村就业人口转移监测数据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结论。2013 年吉林省农村就业人口转移监测数据反映（如图 3-1），农村就业人口转移主要以 21-40 岁为主的青年劳动力为主，占整体转移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 59.4%,50 岁以上仅占 12.9%,转移农村就业人口平均为 31 岁，而 2013 年吉林省农村就业人口平均年龄接近 34岁15.
青年农村就业人口大量转移，使得青年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比重下降，中老年人、儿童和妇女组成的俗称“386199 部队”所占数量提升，因此，在地区就业人口普遍老化的社会背景下，城镇化进程使得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剧。
3.2.3 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
虽然关于中国是否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异常激烈，从农村剩余就业人口规模究竟多大、中国人口红利是否开始消失、“民工荒”现象是否说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直至刘易斯二元理论是否是“伪命题”,各个方面均存在着争议。
虽然，吉林省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使得农村就业人口剩余数量下降、农村就业人口规模下降，吉林省农村就业人口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基础来看，吉林省尚未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尚未打破。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吉林省农村就业人口将按继续转移，转移将继续按照舒尔茨等模型结构以年轻农村就业人口为主，吉林省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加剧。
人口红利的存在与进入刘易斯拐点前劳动力“无限”供给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形成民工潮，相应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实际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刘易斯拐点或者打破二元经济结构，二者之间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并不一定同步出现。因为除了城乡收入差距，机会差距、生产生活差距、社会福利保障差距，都是城乡二元结构中城镇的隐形收益。人口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社会到来提前于经济发展，即所谓的“未富先老”,已经预示着吉林省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打破，造成人口红利消失与城乡一体化发展不同步：即在农村就业人口自然增长下降的同时，青年农村就业人口继续转移，使得吉林省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
